人人想改造世界，无人愿改变自己

东汉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后，士大夫都去玩儿宋明理学了，搞经学的逐渐边缘化。而《左传》名为经，实为史，凭借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影响反倒越来越大。

及至清朝，章学诚甩出一句“六经皆史”，把经学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乾嘉学派寻章摘句的考据癖也是信仰崩溃之后的结果——倘或《春秋》真有那么多大义，则崖山之变、满人入关又作何解释？

然而，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被龚自珍和魏源打破了。

此二人重提公羊，发廖平之先声。

而廖平显然将今文家一惊一乍、耸人听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说走火入魔也不夸张。

这就指鹿为马了。

从春秋到战国，分明是越来越乱，怎么倒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说所谓的太平世暂时是“文致太平”，其实还比较乱。孔子先把太平的构想画在纸上，以待来者。

由此可见，在今文家笔下，孔子是一个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变革；而在古文家笔下，孔子不过是一个史学家，述而不作，整理国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于是，问题可以简化为：尊重事实与尊重事理，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根据怕的程度，《公羊传》把《春秋》记载的十二位鲁国国君的世代由近及远地划分为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

董仲舒解释说，所见世就是孔子出生后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个他亲身经历的时代。

所闻世是从襄公上溯的四个时代；所传闻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隐公的四个时代。

董仲舒指出：对所传闻世的坏人坏事，孔子批起来不留情面；对所见世则含蓄委婉。

并流露出变态的欣赏，说这是一种谨慎的处世态度，进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见董仲舒睁眼说瞎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恶人最多的所传闻世定为“据乱世”，恶人稍少的传闻世定为“升平世”，无比和谐的所见世定为“太平世”。

两相对比，《公羊传》重政治正确，轻事实考据，严定纲纪，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法家意识；《左传》正好相反，重史实而轻义理，小心求证，客观陈述，罕见偏激的情绪。

因此，今文学家攻击《左传》的说辞是：它不过是一本史书，孔子的精神一点没宣扬，不配称“经”！

古文家的回击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着红旗反红旗，穿凿附会，篡乱《春秋》强！

事实上，像羚羊一样好斗的《公羊传》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复古传统严重的中国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说”。

在研究《春秋》时，公羊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也怕文字狱。

直到一天，从众口铄金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刘彻终于手操权柄、口含天宪。这时，董仲舒拿着一本《公羊传》跑来告诉他：皇上，母以子贵。

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

《公羊传》的衰落，标志性事件是东汉的一场辩论。结果是，主治公羊、人称“学海”的何休败给了《左传》专家、有“经神”之称的郑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阅读量总体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没有论据作支撑，也只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到了汉代，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异姓诸侯如韩信等早被剪除殆尽，同姓的藩王又不能通婚，皇室需要大量的后宫佳丽，除了去民间海选，别无他法。

这就给了许多原本出身低贱的女人以机会。

例如刘彻的生母王娡。

王娡的父亲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门之后，但所谓的“钟鸣鼎食之家”早已是遥远的回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王娡进宫前是结过婚的。

考虑到《甄嬛传》里后宫争宠的明刀暗枪，刘彻母子受到的非议不难想象。

如果你的母亲是国君的正妻，其他兄弟的母亲都是侧室，那他们会很自觉地退避三舍，不与你争储君之位。

像《宫》那样一群阿哥为了抢皇位打得头破血流，在《春秋》看来就是没文化真可怕的样板。

关键是后四个字。先秦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母以子贵”的现象，这是汉代公羊家为了迎合权力，在《公羊传》付梓时添加进去的。

当春秋时，诸侯满街走，大夫多如狗。只要你是“士”以上的贵族，找个门当户对的女人当妻当妾都很容易，犯不着去强抢民女。

理论只是一张皮，真相往往出自现实的考量。正因为有刘彻的穷兵黩武打下的基础，汉宣帝才敢言“王霸杂糅”。

汉匈之争延绵一百多年，双方都已打疲，亟须一个转机。就在萧望之借公羊之酒浇汉家块垒的二十年后，昭君出塞，汉匈结好。

如果只因为“能不够”，“发展”了一下《春秋》的义理倒也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公羊传》为了服务于政治，时不时还夹带私货，曲解经义。

比如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从《春秋》里“发掘”出来的这八个字，前四个确实贴合周礼以及宗法制的社会现实。

以当孔子肚子里蛔虫为荣的公羊氏振振有辞道：“玄机就在那个‘还’字里。这是个好字眼啊，真是寓褒贬于一字之中。”

品不出“还”字隐含了什么爱憎情绪，你也只有怪自己眼拙。《公羊传》上的是公开课，不是家教，不会等你揣摩清楚了再往下讲。人扯完历史，图穷匕见，马上抛出一句“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这才是要表达的主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萧望之以“不能趁人之危”劝阻了皇帝打匈奴；汉武帝用“世仇不共戴天”论证了必须打匈奴。同一本书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看来对汉朝人而言，学好《公羊传》，走遍天下都不怕。

公羊三世说

如果和萧望之的故事对比着看，更显荒谬。

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朝臣议论纷纷，都主张趁此良机狠狠地教训一下这帮蛮夷。

宣帝拿不准，请教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是海内名儒，按理说打击落后文明，维护华夏正统应该责无旁贷，没想到他抛出三个字：打不得。

萧望之引述的是《春秋》里关于士匄（gài）的一则事例：

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

晋国的士匄率军攻打齐国，行至穀这个地方，听说齐侯翘辫子了，于是收兵回国。

表述非常平静，《公羊传》却又不淡定了，说《春秋》在表扬士匄不攻打正在办丧事的国家。

刘彻引用此例就更可笑了。当年“白登之围”刘邦确实遭匈奴欺负，但毕竟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跟齐哀公被煮成熟肉不可同日而语。

况且，《公羊传》描述的是先秦封建社会的现实：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齐襄公再不济也能以“替天子行道”的名义伐纪，刘彻征匈奴喊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没问题，搬出《公羊传》则显得生拉硬套。

《公羊传》杀气腾腾地回答你：“话不能这么说。要是齐哀公被冤枉时，中央有一位圣明的天子，早把奸佞的纪国领导人给处理了——纪国能传到现在等于是白捡的。而且，齐襄公在位时，天子仍然昏庸，要搞死纪侯，唯一的办法便是快意恩仇，灭掉纪国。”

这就是著名的“九世复仇”。乍一看的确符合《春秋》血亲复仇的原教旨。但是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齐襄公又不是齐桓公。此公征伐无度，言而无信，跟自己的妹妹乱伦，享国十二年就把卫国、鲁国、郑国打了个遍，灭纪国怕只是嗜杀成性的结果，而非报什么一百八十年前的世仇。

纪侯大去其国。

寥寥六字，《公羊传》解释出了三百多个字……

首先补充了一些史料，说“大去”就是灭国的意思。纪国被齐国给灭了，下手的是齐襄公。

之所以隐去“凶手”的名字，是为贤者讳。齐襄公谈不上贤良，但在这场戏里的表现值得肯定。

他和纪国没什么过节，下此“毒手”是为了替祖宗报仇。当年，九世祖齐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锅里给煮了，原因是周天子听信了纪国领导人的谗言。

也许你会问，当今纪国的国君又没得罪齐国啊，襄公把人灭国了，这不是迁怒吗？

回到文本本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杰出代表《公羊传》与《左传》，其间的差别不啻天渊。

《公羊传》可谓六经注我的典型。

打着阐释《春秋》的旗号，发挥出孔子做梦都想不到的“微言大义”，不禁让人想起小学语文课上归纳中心思想的套路。

虽然很假，但实践证明，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国家里，虚伪往往比真实更安全有效。

深谙此理的汉武帝在准备同匈奴开战时，面对跪阻的群臣，便祭出了《公羊传》。

他援引的是“庄公四年”的事，《春秋》上记载了一句话：

此书在民间一直有流传，但影响不大，读者皆以寻常史书视之。但刘歆不这么看，他重新校勘了馆藏的古本《左传》，认为终于找到了对付以研究《公羊传》为生的今文家的利器。

作为今文经学，代代相传的公羊学其主旨是否发生流变？而且，即使公羊高真是子夏的弟子，隔了两代人，《春秋》的真义他能洞悉多少？

《左传》则不然，成书于春秋，作者左丘明是孔子的好友。《论语》中有“巧言令色、足恭（以过度谦敬取媚于人），左丘明耻之，丘（孔子）亦耻之”的记载。

谁的可信度更高，一目了然。

刘歆的发难太学里的腐儒无法回答（“不肯置对”），对他要求把《左传》列入官学的呼吁更是惧恨交加。于是打出一张“党同伐异”，将刘歆排挤出了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