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稿杀青，停笔静坐。偶望窗外，树叶萧疏，已见秋意。回忆童年，读书燕市，长巷深宅，树老花繁，四季皆美，秋天为最。今日寄迹海隅，又喜秋光如故，人健如仙。名著译毕，顿感松快，得失工拙，不计也。于此附记一片喜悦心境。

不过解释说明之处，则以传记最客观的暗示含蓄为方法。事实虽然是历史上的，而传记作者则必须叙述上有所选择，有所强调，同时凭藉头脑的想像力而重新创造，重新说明那活生生的往事。

写小说可说是天马行空，写传记则如驱骅骝、驾战车，纵然须绝尘驰骤，但不可使套断缰绝、车翻人杳，只剩下想像之马，奔驰于其大无垠的太空之中。所以写传记要对资料有翔实的考证，对是非善恶有透彻的看法，对资料的剪裁去取，写景叙事，气氛对白的安排上，全能表现艺术的手法。

中国人虽有一切固有的知识，却从未发展文法的科学，而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都从海外输入。

卷二 壮年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卷二 壮年

仁宗嘉佑七年至神宗元封二年

（西元1062年至1079年）

第六章 神、鬼、人

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

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

这就把我们带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来了。要弄懂中国的政治，就得了解中国的文学。我们或许应该避免“文学”一词，而说“文章”。这种对“文章”的尊崇，已成为整个国度名符其实的癖好。这一点在现代的公告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学生团体、商业机构、还是政治党派，在草拟这样的公告时、总要先考虑语音是否嘹亮悦耳，词藻是否可以修饰得更华丽。而报纸的读者在读这样的公告时也是首先考虑到读起来是否美妙动听。这种公告常常言之无物，但却总是讲得很漂亮，即便是露骨的谎言，只要说得漂亮，也会受到赞扬。

中国古典文学中优秀散文是有的，但这需要人们独具慧眼，运用一个新的价值标准，自己去寻找。无论是思想和情感的解放还是文体的革新，人们都需要到一群稍有些不太正统的作家中去找。他们的思想中多少有一点左道邪说，他们具有这么多的智慧内涵，自然会歧视并试图打破文体的框架。这样的作家比方有苏东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龚定盦，他们都是知识界的叛逆，他们的作品总时时遭到朝廷的禁止或极大贬斥。他们的作品或思想都具有一种体现了他们个性的风格，正统文人视之为过激思想的产物，有害于道德教化。

实际情形是，文言极不适合于讨论或叙述事实，这就是小说家不得不凭借白话来进行创作的原因。约写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左传》仍有描写战争的能力。中国散文大家司马迁（公元前140～前80？）的语言尚与当时的语言十分接近，敢于掺入一些后世学人讥为“粗俗”的词语，他的语言雄浑有力，为后世文言作家所难匹敌。后来的王充（公元27～107）也能写得一手好散文，困为他或多或少在表现自己的思想，反对“典雅绮丽”的文风。然而，此后优秀的散文几乎不可能有了。文言变得精炼和讲究，比如陶渊明（公元372～427）的《五柳先生传》。此文是他自己的肖像，只用了125个汉字，被认为是创作典范：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

将中国人的“面子”与西方人的“荣誉”相混淆，无疑会铸成大错。

中国人谈到自己的国家时总是说它像“一盘散沙”，这每一颗沙子并不代表每一个人，而代表每一个家庭。另一方面，日本民族是（从语法上讲，我们说中华民族“are”——复数的“是”，而日本民族“is”——单数的“是”）像一块花岗岩一样结合在一起的。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下次世界大爆炸可能会摧毁这块花岗岩，但是顶多不过能吹散这些沙子。沙子还是沙子。

在中国，虽然一个人可以因偷窃一个钱包而被捕，但他不会因为盗窃国家资财而被抓起来。

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对公众可能是罪恶，然而对家庭总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