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有一个家，家前有土，土上可种植丝瓜，丝瓜沿竿而爬，迎光开出巨朵黄花，花谢结果，累累棚上。我就坐在那土地上，看丝瓜身上一粒粒突起的青色疙瘩。

“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你看那流动的河，静默却显然又隐藏着巨大的爆发力，你看那沙滩上晒太阳的灰色的水牛，你看孩子们从山坡上奔下来，你看阳光在芦苇白头上刷出一丝一丝的金线，你看一个漩涡的条纹，一条一条地数……

彼诸山中。有种种河。百道流散。平顺向下。渐渐安行。不缓不急。无有波浪。其岸不深。平浅易涉。其水清澄。众华覆上。阔半由旬。水流遍满。诸河两岸。有种种林。随水而生。枝叶映覆。种种香华。种种杂果。青草弥布。众鸟和鸣。

“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我倒觉得适合拿来形容婴儿，其纯洁光明，大概也是一致的。

立在岸上远眺南康河，对岸树林浓郁，草木葱然。水流平静，在黄昏的柔光里，像一条发亮的丝带，汨汨汇入湄公。河床积土上，农人在耕种，渔人在撒网，孩子们在奔跑踢球，几头水牛从河里站了起来，走向沙岸，激起一堆水鸟哗然而散。我想起《起世经》里描写宇宙的起源：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死亡至深处不无魂魄之漂泊……

蒲公英的根，是连着泥土的，是扎根很深的，是穹苍之下大地野草之根。

“文字，应该像蒲公英的根一样实在，不矫饰，不虚伪。”

“一般人当然都不愿有战争，不论是俄罗斯、英国、美国，或德国。那是当然。但是，做决定的总是政治领袖，把人民拖着走是个简单不过的事，不管是民主还是法西斯专政，不管是议会制度还是共产独裁。不管有没有声音，人民是很容易被领袖使唤的，实在太容易了。你只要告诉他们外面有敌人威胁，然后把反对战争的人全打为‘不爱国’或说他们使我国陷于危机，就行了。这一招，可是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啊。”

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那昂首阔步走过半岛酒店、走进豪华商厦、从头到脚都穿戴着名牌的一代——当他们是中年人时，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他们的父母呢？是一种被物质撑得过饱后的漠然？还是把一切都看得理所当然的无聊？

我路过一场草地上的婚礼。白色的帐篷一簇一簇搭在绿色的草坪上，海风习习，明月当空，凤凰木的细叶在夜空里飘散，像落花微微。几百个宾客坐在月光里，乐队正吹着欢愉的小喇叭。一盏小灯下，竖着一张照片——新娘和新郎相拥而立的小照片。好静。

如果是艺术演出前的酒会，香港人不必说就知道，舞台是艺术家的专利区，政府官员要在众人前做长官致词，红顶商贾要在镁光灯前接受表扬颁奖，都在舞台外面的大厅举行，避免上台，夺了艺术家的光彩。致词，多半很短；颁奖，多半很快。

在香港人的都会品味里，sophistication（世故，老练；精巧，精致）是个核心的元素。

同样的商厦酒会或展览，放在大陆任何一个城市，多半会凌乱无章，嘈杂不堪。放在台湾，则可能要费很大的劲，才可能做到杯子不会摆错，桌巾没有油渍，麦克风不会突然无声。

如果是放在五星级酒店的筹款晚会，也只有香港人知道“华洋杂处”的艺术，把什么人跟什么人排在一桌才有社交效果，放什么样的影片和音乐才能令人感动，拍卖什么东西、如何“静默拍卖”才能募集到钱，全程流利的英语，包括用英语讲笑话，使来自各国、语言各异的宾客都觉得挥洒自如。

大陆人和台湾人很容易看见香港之所缺，譬如香港的书店很少，二楼书店很小，在品质上完全不能和台北的诚品或金石堂相提并论，在量体上不能和上海或深圳书店来比。譬如香港缺少咖啡馆或茶馆文化，既没有上海咖啡馆那种小资风情，也没有北京酒吧的前卫调调，更没有台北夜店的知识分子“左岸”气氛。譬如说，香港的政府高官很善于谈论一流的硬体归画，但是很少谈文化的深层意义和愿景。香港的知识分子很孤立，作家很寂寞，读者很疏离，社会很现实……有些人严苛地说，香港其实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城市，在本质上是一个营运中的“公司”，缺少“营利”以外的种种社会元素。

譬如廉政公署之肃贪有效，大陆受××专政所限，连想都不必想，即使是民主的台湾，以过去这几年的管治乱像来看，即使把制度抄袭过去，真运作起来恐怕也很难让人有信心。譬如香港马会之兼公益和营利，来香港取经者络绎不绝，但是在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制度之外，还需要公私分明、不偏不倚的工作态度，还需要一丝不苟的执行能力——大陆和台湾要达到香港的高度，恐怕也需要时间。譬如香港机场的管理和经营，巨大的人流物流繁杂穿梭交汇，人在其中却觉得宽松舒适，秩序井然，管理娴熟化于无形。相较之下，任何一个华人世界的机场都显得笨拙落后。

香港所独有，而大陆人和台湾人不太看得见的，还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叫做都会品味。它不是藏书楼里鉴赏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