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是一种背景，硬要拉它到前台，立刻扭歪了。读文言的人越来越少，并不影响传统的延续，因为毕竟还有人在读，虽然少。这些人自会把影响传递开来，通过各种方式，到我们生活的细节中。或许有人有式微之叹，但那是自然的进程，强去干预，也没什么好结果。

我们这两三代人，语感确实是在退化，当此之时，读一点六朝文字，虽然它过于妍治，虽然它过于繁富，也许另有一种纠正之功呢。何况，赋体文章的铺叙，并不都是废话，穷极声貌，需要在对象前多停留一会儿，而不是扫上一眼，立刻就声称“我知道了”。曹子建《临观赋》“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这样的句子，或能帮我们有志于充分的表达，而在充分的表达后面，是头脑从容地处理材料。无论是描述，还是思考一件事情，匆遽不一定是聪明，哪怕是在网络时代。

拿我自己来说，写起字来，极少有得心应手的时候，总是绊绊磕磕，踉踉跄跄。我自己已经绝望了，便指望别的作家，写出新的条理。不管怎么说，要驯化这头不匀称的巨兽，除了作家，我们还能靠谁呢？秘书？记者？如果汉语的规范形成在他们手里，大家也都可以闭嘴住手了。

只要庸俗得诚恳，肤浅得天真，一样能招人待见。李白不能为人下，在我看来，这是可贵的品质，另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欲为人上，李白这方面的成色如何，不是完全清楚，但看起来，他不像那种硬心肠、不择手段的人，他的一些猛志，时不时地要让位给自己的同情心呢，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让我们不觉得这个人虽然有点讨厌，毕竟颇可亲近的了。

便是在战争中，智术也不是制胜的关键。文明社会，经常被野蛮人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尽管文明人聪明，懂得好多花样。《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会奇怪，诸葛亮总打胜仗，但蜀国的形势，却在同时江河日下。《三国演义》很多地方不合正史，不过这个道理倒不偏。

但长远来看，还没有过一个国家，靠耍这种聪明，来达到可靠的成功。破坏规则者最先得利，但“我能往，寇亦能往”，回火是迟早的事。归根到底，用在人事上的心思，从来也没有给人类带来实际的福祉。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出色的头脑，所钻研的问题，既非外物，也非自我，而都是些人际之间的长短是非，那么这个社会的成员，要实际而非想像地生活得越来越快乐，是没指望的事。

《孙子》是本好书，是一本讲战争的好书，不过它的绝大多数读者，一辈子也没上过战场。很多人说，官场如战场，或说，商场如战场，如战场的，还有情场、赌场、剧场、考场、球场、机场……总之除了引力场、磁场，什么都是战场。人们这样说，不外乎想豁免自己的道德责任，通过把自己想像成前线的兵士；他们读《孙子》，也不见得是真需要从中发现钩心斗角的智慧，——这个，人们早已有了，读读《孙子》，只是给自己的行为找个来头，说起来好听，想起来轻松。

好多人在记诵其中的警句，希望学到点什么，好去占别人的便宜。

在战争中，人有机会做很高贵的事，但同时，欺骗，杀人，以及别的无数种不同寻常的行为，都是允许的。平日里要被掷石头的事，在战争中，国民要为之喝彩，那么，道德所需要的普遍性基础，必然要动摇。成熟的社会，自能平衡这种力量，而不至于每打一次仗，就堕落一次，但这种平衡，也不总能成功。

不管政治家如何说，战争，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将道德水准向下拉的力量。在战争中，人有机会做很高贵的事，但同时，欺骗，杀人，以及别的无数种不同寻常的行为，都是允许的。平日里要被掷石头的事，在战争中，国民要为之喝彩，那么，道德所需要的普遍性基础，必然要动摇。成熟的社会，自能平衡这种力量，而不至于每打一次仗，就堕落一次，但这种平衡，也不总能成功。

子思想对社会，固然是一种瓦解力量，但又何尝不是使社会免于走到极端，人人自危的挽救力量？庄子的性格一定是极敏感的，因为战国时，社会还大致松散，他死后两百年，绝对国家大功告成，国家社会把市民社会挤得更扁，庄子连后者都忍受不了，若活在这时，无处藏身，也许会另有一番崭新的说法。

屈原和庄子的一大分别，是屈原追求的，是一种政治或社会方案。《离骚》中有一句话，叫“众不可以户说”，而“户说”，正是庄子做的事。庄子哲学是个人的，并不包含社会的解决方案，前儒或拿庄子书，边翻边骂说，瞧，大家都如此，还有国有家么，怎么得了，这便是责人以其所无了。朱子说庄子“只在僻处说活”，是的，庄子确实不像儒者那样，说什么都是一囫囵，既然谈的是个体生命，自然在彼此之间。他的思想，若当社会思想看，立显幼稚、肤浅，就是当人生指导，可能直接导致“不谴是非，与世俗处”的犬儒主义，要是怀此两种算盘，还是不要读《庄子》吧。

与庄子同时，还有一位屈原。若请庄子说屈原，一定会论为值得同情的反面教材。好好的一个人，非要以身试法，岂不愚蠢？但在屈原看来，自己是高阳的苗裔、楚国的贵族，对国家有义务，不容逃避，他又有政治理想要实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秉道直行，不惜身殉。在《离骚》中，屈原最后说“算了”——“己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最后还是一条道走到黑，“伏清白以死直”了。

一个人，处在他不满意的社会环境中，何去何从，一直是古代哲人的大惑。是默默忍受，还是挺身反抗？是自保高洁，远离是非，还是跳到浑水里，想让大舟转向？是单骑独行，不以事功为期，还是招良聚莠，以恶抗恶？个人的力量极为渺小，集体又污浊，何弃何取？一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有无限度，这限度又在哪里？圆满的无趣，与破损的生动，哪个更值得争取，人生的意义，有无可能延伸到人生之外？

儒家的道德文章，都是好的，就是以先师的主张，为理所当然，不但自己不验证，也反对别人验证，离先贤的本意，也越来越远。而在庄子看来，以礼义绳天下，或以社会理论改造社会，那发生在后来的，乃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