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你听，这还不是真的吗？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再吃苦了！”她歇斯特里地高声叫道。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好象忘记自己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支蜡烛，烛光抖得厉害，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从一个小缺口流下来。

他看看母亲，又看看小宣，然后说：“不过小宣究竟很年轻啊。”接着他又加一句：“我们汪家就只有他一个男丁……”

“不过先生逼得很紧，我害怕不及格留级，对不起家里，”小宣诉苦般地说。

母亲默默地望着他。她悲痛地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啊？“不过你总该小心保养身体，”她忍不住又说了一句。她看见他微微地摇头，脸上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她忽然想起来：是我害了他，累了他。她想哭，却极力忍住。“不，是那个女人害他的，”她反抗地想，她竖起眉毛来。

母亲的房里还有灯光，她不曾睡，她偶尔发出一两声咳嗽。她在做什么？她为什么整年不歇地工作？她换到了什么呢？她的生存似乎完全是为着他，为着小宣。但是他拿什么来报答她呢？他想着，他接连抓自己的头发。

她气愤，但是她觉得痛快，得意。她起初还把这看作好消息。她并没有想到她应该同情她的儿子。

他想了想，又看了看母亲的脸。他痛苦地说：“妈，你又当了、卖了什么东西？你为了我把你那一点点值钱的东西全弄光了！”

“不要紧，你不要管，”母亲答道，她的笑更显得不自然了。

“这种生活，我过得了。我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了。对你，实在太残酷，你不该过这种日子。”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抑制不住感情的奔腾，便说了以上的话。

第二天早晨，不管他发着热，他还亲自把信放到母亲的手里，叮嘱她趁早到邮局作为航空挂号信寄出去。母亲接过信没有说什么，走出房门后却暗暗地摇头。他没有功夫去猜测母亲的心思。他的脸颊发红（因为发热），两眼射出希望的光辉，他好象在盼望着奇迹。

“妈，”他温和地唤道。她慢慢地回过头来。“你也得保重身体啊，你何必一定要叫自己多吃苦。”

“我并不苦，”她说，勉强笑了笑。她不自觉地摸着手上发烫的肿痕。

“你不要骗我，我晓得你不愿意用树生的钱，”他说。

“去年哪有这样厉害！我说冷天你不要自己洗衣服罢，还是包给外面大娘洗好些。”

“外面大娘洗，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她不等他回答，自己又接下去：“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涨一倍就涨一倍，不能为了省一千四，就让你的手吃苦啊，”他痛心地说。“我太对不住你了，”他又添上一句。

他顺口向母亲提了一句：“树生要我到宽仁医院去看病，她还请陈经理写了封介绍信来。”母亲冷冷地说了一句：“哼，哪个希罕他介绍？”他就不敢讲下去了，以后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

电灯亮得可怕。没有她的影子，一只箱子立在屋子中央。他很快地就明白了真实情形。

“她不会睡过钟点吗？”他想。他自己回答：“还早罢，天这么黑。她不会赶不上，陈主任会来接她。”想到“陈主任”，他仿佛挨了迎头一闷棍，他楞了几分钟。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燃烧，他觉得脸上、额上烫得厉害。“他什么都比我强，”他妒忌地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