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是不该去干没有意义的事，并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我的话很高兴，爽朗地笑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并告诉我，后天他就要外出三个礼拜，等他回来时会通知我用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我们见面。

白天我送完面包后便去睡觉，晚上又得去面包作坊干活，准备在半夜时把奶油面包烤好，送到面包店里去。面包店就在市立剧院旁边。戏散场后，观众们便到我们店里来吃热乎乎的酥皮面包。然后我还要去揉面做论斤卖的大面包和法式小面包。用双手去揉十五到二十普特的面粉——这可不是轻松好玩的事情！

第一，我绝不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子’造出来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因此我不是和善的人，我不和善！第二，上帝并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者是知道，却无能力帮助我，或者是有能力帮助，但不愿意。第三，上帝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不是慈悲的！上帝干脆就不存在！一切都是捏造，全都是捏造的，整个生活也是捏造的。不过你骗不了我！”

“你该走了。”他的老婆已两次提醒他。他没有答理她，仍一句接一句地顺着自己的思想重心往下说。突然，他又令人难以捉摸地转到了新的话题上去。

。不久前刚从雅鲁托罗夫斯克流放地回来的谢尔盖·索莫夫就住在那条街的旅馆里。我听过许多关于他的很有意思的故事。

这些话题大家经常争论，其中有一个人的意见使我特别不安。

有一天，鲁勃佐夫很和善地问他：

鲁勃佐夫贪婪地追求知识，他十分用心地注意听沙波什尼科夫那些毁灭性的亵渎上帝的话，一连几个小时听我讲关于书籍的故事，他高兴得仰着头，扯着嗓子哈哈笑，并赞不绝口地说：

那么，除了上帝还有什么妨碍着我呢？我信上帝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战战兢兢地在上帝面前活着，忍受着，什么事都不争辩，一切由上帝决定，生活很不自由。读了《圣经》后才知道，这是捏造的！尼基塔，全是捏造的呀！

他们不会相信你的。在我们的莫罗佐夫工厂里也有人闹过事，谁向前冲，谁的脑门就要挨打，而脑门子可不是屁股，挨了打就够你受的。”

关于袜子的事是很可笑，但是我笑不出来。我眼看着这个谦逊而无私的人苦苦地挣扎着，极力要做好公益事业，但周围所有的人对这种事业却并不重视，并不关心，甚至还加以破坏。捷连科夫虽然不期望得到他所服务的人的感谢，他却有权要求人们对他表示关心和友好，而不是现在碰到的这种态度。他的家庭很快也崩溃了：父亲由于害怕死后下地狱而患了精神郁闷症，弟弟开始酗酒和嫖娼，妹妹也变得像个陌生人，看来她和那个红头发的大学生的恋爱并不顺心，我常常发现她的眼睛哭得肿肿的，从而我对那个大学生也憎恨起来。

他用银匙子从盘子里舀牛奶草莓，有滋有味地吞食着，两片厚嘴唇吧嗒吧嗒直响，而且每吞一口，就从稀疏的猫胡子上吹去白色的牛奶残滴。一个姑娘站在桌旁侍候他，另一个姑娘则靠在一棵椴树树干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沉入幻想似的望着多尘炎热的天空。她们俩都穿着薄薄的淡紫色的连衣裙，两人彼此相像得几乎分辨不出来。他很温和很乐意跟我谈论爱的创造力，还说要在人的灵魂中发扬这种唯一能够“使人同世界精神”连在一起——同生活中到处都散发着的爱连在一起的感情。

我的前面产生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怎么办呢？如果说生活就是为人间的幸福而不断地斗争，那么仁慈和爱就该只会妨碍斗争的成功吗？我打听出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姓克列普斯基，也打听出他住在什么地方，于是第二天晚上就去拜访他。他寄住在本市一所女地主的房子里，当时正跟地主的两个姑娘坐在花园里一棵老椴树树荫下一张桌子旁边，穿一身白色的裤子和衬衣。衬衣的扣子没有扣上，露出毛茸茸的胸膛。他高个子，高颧骨，身体干瘦，跟我想象中的苦行僧、传教士完全一样。

小神父和另一些人把争论的话题扯得支离破碎，已经没有主题了。“真理——这就是爱。”托尔斯泰主义者大声喊道，眼睛里却闪着憎恨和蔑视的火光。我觉得我被这些言辞弄得晕头转向，抓不住里面的意思，在语言的旋风中我脚下的地板也摇晃了。我常常绝望地想，世界上没有比我更笨更无能的人了。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边擦去其赤红色脸上的汗水，一边声嘶力竭地喊道：“扔掉福音书吧，忘掉它才能不扯谎！把基督重新钉在十字架上，这样才是更虔诚。”

“显然，你们是持法利赛人的庸俗意见了，但这种意见不仅是粗暴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的……”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他竟然证明法利赛人是犹太人遗训真正的忠实保护者，并说人民总是跟法利赛人一起反对自己的敌人。“你们去读一读比方约瑟福斯的书吧……”托尔斯泰主义者跳起来，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非常有力的手势，好像要把约瑟福斯一刀砍了似的。“人民至今还与自己的敌人一起反对友邦，他们的行为不是自主的，而是被驱使的、被迫的。我干吗去读你的约瑟福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