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右翼政客不这么认为。他们的理由是：日本人是真正的文明人，皇军屠杀的中国人乃至除日本民族之外的所有亚洲人，统统都是野蛮人。——既然是文明人面对野蛮人，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没有什么逻辑可循。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狭窄的耕地面积使得粮食产量十分有限，火山岩浆堆积的新生陆得几乎没有可供开采的矿产，而日本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有限土地出产之物亦有限，然年年出生国民之增加无限，国民终多于国产，国产少于所增之国民，终难遂之所欲。”——无法化解的天然生存矛盾，是形成日本危机意识的地缘因素。

因此，当看到“天朝上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后，日本人迅速生成了一种极度焦灼的情绪，这种混杂着不解与震惊的情绪，其核心还是生存危机意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同样面临着生存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当权者和谋臣们不同，岛国上的人从来没有试图固守疆土以便苟且偷安。黑[...]

一八五三年，一支美国舰队在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的率领下，“直入”日本江户（东京）海岸的浦贺，美国人要求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商品贸易，日本近代史称之为“黑船事件”。无力抗衡美国军舰的日本被迫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日本的黑船事件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大致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但从别国“直入”的角度讲，黑船事件无论性质和后果都无法与鸦片战争相比。西方列强既没有在日本划分势力范围的企图，更没有占领那个大海中的岛国的打算，美国人不过是想跟日本人做做生意。但是，当西方列强的舰炮在中国海岸轰鸣时，当中国人还在懵懵懂懂地观望洋鬼子如何爬上中国的海滩时，数千公里之[...]

丰臣秀吉发誓，终有一天要让日本天皇去中国当皇帝，把中国分割成无数碎块，成为日本将领和大臣的私属领地：“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都，呈献都城附近十国（州）予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丰臣秀吉的最终目标是：

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

这一发声于四百年前的狂言，不仅表明地处弹丸之地的日本早已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从那时起就不认为世界上有“侵略”存在——他们把野蛮入侵别国国土叫作“直入”——四百年后的日本右翼政客把武装侵略中国叫作“进入”。这个星球自有人类以来，发生过无数入侵别族或别国的行为，但是从认[...]

四百多年前，中国明朝万历年间，首次完成国家统一的日本庄园主丰臣秀吉，在向荣立战功的将领们分发领地时，明确意识到日本本土狭小与贫瘠的局面必须改变。一五九二年，丰臣秀吉指挥二十万日军跨海冲进东亚大陆。

第五战区所辖地域：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至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海岸。

尽管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在北平地区仅战斗第一天即遭重创，高级将领阵亡两名，全军官兵伤亡达五千余人。日方的伤亡统计是：“战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三百四十八人，合计四百七十五人。”

黎明即将来临之时，大雨又至。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二营由长辛店驰援永定河，于河西岸向日军发动了反击，双方在铁路桥和龙王庙阵地的争夺中反复拉锯。为夺回并巩固阵地，何基沣旅长亲自率领西苑驻军前来助战。二一九团组成突击队，乘着夜色用绳梯悄然爬出宛平城，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着永定河向铁路桥靠近，然后突然向日军发起了冲锋。突击队员们没有开枪，而是使用了西北军最著名的大砍刀，日军猝不及防，被砍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其中一位年仅十九岁的突击队员，连续砍杀了十三名日本兵，同时生擒了一名。瓢泼大雨之中，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被砍倒在铁路桥上。新的一天到来时，夺回了阵地的中国士兵站在永定河铁路桥上，背着的大砍[...]

为了缓和局面，宋哲元军长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日本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官河边正三以及所有中队以上军官，由宋哲元出面率领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中日两军的军官们，相互交叉地整整坐满了十张大桌。但是，酒还没喝两盅，一个日本军官就跳上桌子唱起了日本歌曲，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也跳上桌子唱起了中国歌曲，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干脆跳上桌子上吼出一段怒气冲冲的京剧黑头腔。日本军官又开始跳舞，在冯治安师长的示意下，两名中国军官舞起了充满杀气的中国拳术。日本人又要比写中国字，日本军官中确有汉字写得精彩之人，但那天宋哲元还请来了老军阀吴佩孚作陪，吴佩孚的书法是出了名的，一幅“醉笔”写得“龙飞凤舞，气势磅[...]

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启蒙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日本东亚盟主论”，也是“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的“脱亚论”的鼓吹者。他认为西方列强入侵亚洲是文明人的举动，呼吁同属亚洲的日本站在“文明人”一边，“共狩共食野蛮国家”。——“共狩共食”一词用得极为阴险——中国人是愚昧野蛮的猎物，是“文明人”猎杀的对象，日本人不但要脱离亚洲成为文明的欧洲人，还要和欧洲人一起猎杀中国并分享之。

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武士道尚武求勇，而要做到勇猛，就需要在理念上破除生死界限。武士道要求沉静地面对死亡，甚至要求厌恶生而亲近死：“昼夜是一日之死生，呼吸是一时之死生，只是寻常事”，“死生荣枯只是一气之消息盈虚”而已。被称为日本武士道经典的《叶隐论语》一书，对此说得最为精到：武士道，即赴死之道。

一是没有善恶评判的服从。神道是武士道的精神来源，是武士道存在的基石。神道的核心是忠，从对祖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行，直到对神即天皇刻骨铭心的忠诚。这是一种绝对的盲从。倒不是日本民族没有善与恶的概念，而是判定善与恶的最高标准就是“忠”与“不忠”。——“不为舆论所迷惑，不问政治，而专念于守本分之‘忠’节，牢记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

日本人设计了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后大举南下占领整个中国的军事计划：

军船由此入侵渤海边，趁其混乱，大军攻盛京……盛京危机，清皇帝必走陕西，或不走，我大军集结山海关，不得守固。这之间，大泊省的日向、萨摩诸军由琉球取台湾，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宁波诸州……先头兵直冲江南，取南京应天府……

这一计划现在读来仍会令中国人心惊。

佐藤信渊，生于一七六九年，卒于一八五〇年，日本著名学者。他的上述言论，大约产生于一八三二年，即中国大清道光年间。一百年后，日军竟然完全按照上述路线，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先东北，再华北，再东南，再南京——日本人的顽固持守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也曾长久地视天下别的国家为“夷”。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一八五八年，西方列强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字，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天津条约》。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制定一条外交条款，这在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大清政府被迫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往来中一律将“夷”改用为“洋人”。

最先迁徙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平津沦陷后，这所著名高校决定在湖南长沙联合组建新校，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代表、原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为筹备委员。在日军的迫近和封锁下，三所高校迁出时携带的图书和科研仪器并不多，但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四个月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便开学了。南京沦陷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迁徙，目的地是云南昆明。从长沙到昆明，没有直达的铁路，也没有条件完好的公路，只能乘火车先到广州，然后转到香港，再从海路到越南的海防，改乘滇越铁路线上的火车。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