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感知世界，最重要的手段是视觉和触觉（我国人也可能认为味觉最重要，另议），即所谓看得见摸得着。看不见摸不着，容易被忽略，如人的感情。有句话叫“闹情绪”，一个“闹”字，似乎在说对方耍小孩子脾气，买根冰棍哄一哄，或竟不用哄，过一会儿就好了。不妨想象情绪是发光的，一旦激荡出来，绝不会平白消失。那我们站在高处，就可以看见这个城市的情绪地图，什么地方亮，什么地方暗，哪里的情绪是粉色，哪里又是黄色的——情绪是会变化的，不满会积为愤怒，愤怒不得出路，会变成仇恨。仇恨是什么颜色的呢？假设是蓝色的，崇祯皇帝登到高处，看见天下一片蓝，当知不妙，改而更张，也未可知，不过那时多半已经晚了。仇恨不像愤怒那样有一个要求，[...]

有个朋友知道我在写和旧史沾点儿边的专栏，便误以为我真懂历史，问道：明末流民造反，天下流血，或可以明政残暴、仇恨山积来解释；唐政没那么糟糕，为什么唐末暴动的杀戮也那么惨呢？我哪里答得出，只好含混地说，也许各代都是那么乱杀的，只是有的记录多些，有的缺记了。

人的一般立场，或容易被知识改变，最核心的那部分，却很难触动。假设我们原来相信天圆地方，大地又由乌龟驮着，后来有新说，称地为星球，接受这种知识，并不困难，毕竟谁也不是乌龟的亲朋故旧，没必要维护它的声望。但假如这新说是我不喜的人提倡，又假如我是某种集群主义者，一向以为自己所属的集体天下第一，只有别人欠它的，没有它欠别人的，那么，要接受这新说，就难免闷闷不乐，难免要去证明你说的虽然不算错，但多半是抄我的，或者本地情况特殊，偏偏就是方的等等。

有个朋友，让我写一写明代的朱燮元。我说他有什么好写，不过是在苏州民变中，有人请发兵镇压，他说了一句“兵，所以御外寇者也”，不肯派兵而已，他别的事迹，后来带兵打仗之类，我又不清楚。

任何以公意为公理的制度设计，都含有的一个假定，是以为多数人有能力并从而愿意决定自己的事务。有如此的，也有不如此的。如果一个社会中，失意者的比例过大，民意就不再是个人意见的集合，而是另一种奇怪的东西。再看历史中发动革命的民众主体，有的要挣脱束缚，有的只是作不平之鸣，前者或有机会赢得自主，后者则往往只能得到集权下的集群式社会，那是最令鲋人觉得安全的地方了。

嵇康要怨，就怨一种人格吧——或一个人，这个人，在礼法松动之际，发现自己比先前自由了些。但这自由的用处，似只是增加烦恼，因为他不喜欢多歧，只担心亡羊，手脚松脱，立时无措，不知向何处去，也不想往别处去，可以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顿觉无力，可以发表主张，才知无话可说，羡慕别人个性的丰富多彩，又怕他们脱笼而逝，把自己甩在后面。多了些机会，眼看着别人抢先用了，想来想去，还是宁可相濡以沫，怕就怕别人游于江湖，把他剩在涸辙里。

托尔斯泰曾给辜鸿铭写过一封公开的回信，里边有对中国人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不要用改良或更激烈的方式去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应该按照本性做最简单的事，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忍受暴力，“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会自然消亡”；第二个建议，是不服从政府，不执行官吏的命令，不去协助奴役和掠夺，“道”就会把自由降到人间。这两条建议，在我们看来，是彼此冲突的；如果托尔斯泰觉得不冲突，只说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罗斯别有国情。另外，我们大概也不会同意托尔斯泰对本性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第二篇《怎么办》，冥想让位于实际的思考，然后他得出了一个以为是最后的答案：你不该想象自己作为什么群体的成员或代表必须做什么事，而应该作为一个人，按其本性，去做那个把你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力量要求于你的事——我有点喜欢这个答案，尤其甚于喜欢那类深远的谋划。但我们的本性是纯一的，只能引导出一种行动吗？如果不相信托尔斯泰相信的永恒法则又怎么办？

说起孟子，常会联想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过两篇以“怎么办”为题的文章（原题比“怎么办”要多一两个字，为了行文方便，一概称之为《怎么办》）。在第一篇《怎么办》里，他把自己行善的失败经历，总结为“先制造穷人，再去帮助他们”。发现这一点后，他在乡下苦苦思索，得出的结论是，文明已经失败了，“科学和艺术界的人什么都不缝”，所以科学是骗局，艺术无聊而又腐化心灵——听起来像什么？《老子》。是的。托尔斯泰的额外希望，是女性教养出一个个小耶稣来——“是的，妇女，母亲们，人类的救赎，在她们手中”。我对托尔斯泰和女性都是万分尊敬的，但读到这最后一句，无法不觉得托尔斯泰的这次思考是失败的。

个人一旦以制度为对手，从事功上说，是一定失败的，除非他放弃个人立场，变成一位聚良招莠的“豪杰之士”。一方面，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由不求成功的人推动的；另一方面，进步的完成，又要仰仗不羞于利用别人的豪杰之士，仰仗大众的蜂屯蚊聚。那么，对一个从道德理想或别的什么理想出发的人来说，便是有双重风险了。

其实也未必有那么可怕。我看过些反乌托邦小说，或科幻电影之类，对里边的渲染，不是很有同感。再新的技术，顶多让“老大哥”无所不在，但那并不能实现完美的控制。完美的控制，需要完美的、被权利彻底腐化的人民，令人人都是“老大哥”，人人互相迫害，传递不幸，“成吉思汗”才得乘隙宰制无余。电报机之类，固有助焉，毕竟只是工具，代替不了那根本的工作。

曾有朋友拿一个荒唐的老问题来问我，曰假如不得不回到过去，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我说，春秋吧。他说，那个太古了，换一个。我认真地想了想，说，那就元代吧。朋友大怒，趁着天热，将一顶汉奸的帽子劈头罩来。我说您别急，听我一一道来：我是“搞”文字的，且胸无大志，元代的文人行道难，而我本不想行道，元代的文人做官难，而我本不想做官，终元一代，没有文字狱，单这一点，还不够吗？

元代赋税较宋明皆轻。“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又有文人的加入，而有了《诗经》以后最天真自然的一代文学。许多文人，没了正统的出身之路，颇有牢骚，但和清代的同行相比，这些人可谓身在福中不知福。读书无用，难道不强过读书有罪？做不了大官大贤，去做那郎君领袖、烟霞状元，又有什么不好？到了明代，一窝蜂地去做官讲道，官也没做好，道也没讲好，先把个活泼泼的曲儿剧儿失传了。

卢梭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未免有些娇气，想当女婿，又想不要丈母娘——其实，只要这些枷锁，没有一种是绝对的，人尚可是自由的。李贽感受到的压迫，根源并非在批评他的道学家，而在于他喜欢的秦始皇，他是认错人了。

前面说到年幼时的某种经验，又想起李贽的一段话——与本文主旨无关，却既然想起，便舍不得不引用一下。他说从前自己的脑子省着不用，“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影，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这话可以拿来自诫至老。

朋友道，你这议论未免太苛，人固然不能尽弃早年所学，但去旧更新，例子很多，岂能一概而论？我说，是的，我只是想起了一点事情，故有此论，其实择善而行，执中以论，原不必以新旧为念，只是人要清楚自己到底在主张什么，竟是意外地困难，这在我自己身上发生过，所以知道。朋友说，说起这个，我想到一个故事，讲给你听。

我的朋友说，有位教师，一直把“免”字读成兔子的“兔”。这天讲拼音课，遇到“免”字，向学生拼道：“摸——烟——兔。”

是的，还是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