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毛批本《三国演义》的问题，还不在于给历史“整容”，更在于“变性”。整容是可以的，变性是不可以的，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可惜，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

那么，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

前半段，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后半段，则是曹魏、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后来三分归一统，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指出这走向，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才是历史学的任务。

因此在本书中，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本书不是《三国演义》，而是《三国纪》。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

朋友，你会失望吗？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结果，要么信口雌黄，周公恐惧流言日；要么弄虚作假，王莽谦恭未篡时。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则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

显然，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的“性之病”。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

打出“重读经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

忠义，变成了整人的武器。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种核心价值观本[...]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奸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奸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

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释三教合流。

但，这是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兖州牧由曹操变成了吕布，也因为此。

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陈宫是出了大力的。然而边让被杀后，陈宫却死心塌地反曹到底。他甚至宁肯去帮助有勇无谋的吕布，而且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陈宫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母亲可怎么办，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宫却义无反顾。他长叹一声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说完，昂首走向刑场。

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赡养其家人的诺言也得到了兑现，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也许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的信念，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路线图。

然而影响却极[...]

诸葛亮的政改终于失败，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

如果。

政改失败的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甚至吕洞宾的师兄。人们为他的“出师未捷”唏嘘不已，对他的“三顾乃见”羡慕有加，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摇着鹅毛扇，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并美其名曰“智慧的象征”。

虚君实相，以法治国，无人提及。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想都别想。

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并非总是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历史形象也总是不如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影响深远，而庸众们的偶像则是不容批评和讨论的。

诸葛亮的在天之灵，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独。

罗贯中先生想过这些吗？

也许没有。因为他表达的，是他们的时代意见。

时代不同了。老调子已经唱完，瞒和骗的艺术也可以收场了。我们需要建立的，是新的社会观、道德观、历史观和核心价值观，非如此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只能通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来完成的。《三国演义》可以谢幕，桃园结义可以梦醒。

现在，让我们回到历史。

这并不奇怪。毕竟，治世是万众之向往，忠义乃核心之价值。作为农业民族，或者说，作为非商业民族，我们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法治观念，没有公民意识。结果，就只有君臣父子、纲常伦理和江湖义气。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蜀汉亡了，只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凭吊，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既不能诱之以利，又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那就只能绳之以法。而且，也只有做到执法如山、令行禁止，大家才心服口服。对付反对派是如此，对付李严那样的重量级人物就更是如此。

显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为了“依法治蜀”。因此撤回汉中后，马谡、张休、李盛被杀，赵云被贬，黄袭被夺去兵权，诸葛亮自己则降为右将军，地位比前一年晋升为前将军的李严还略低一点。

无疑，这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但主要观众是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诸葛亮很清楚，这两个集团的利益诉求根本不可能完全满足，除非荆州集团让出执政地位。

这当然不可能。

如非外患，必因内忧。

内忧是毋庸置疑的。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势力的三重矛盾，是根本利益的长期冲突，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哪怕诸葛亮人品再好，能力再强。

事实上，蜀汉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益州集团兴风作浪，开门揖盗。问题在于，这个内忧目前还只是隐忧，不能明说也不敢明说，《出师表》只能话里有话。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

除了政治理想，还有现实问题。这一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非常明白——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清楚，北伐的原因，是益州疲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