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才能壮大，改革才有前途，这就是结论。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的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后世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以禅为喻、借禅说理，并不足为奇。

选择是在门阀制度衰朽之后开始的。

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种姓制度，却有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表现于历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贵族政治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贵族政治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华夏民族也没有产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两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当贵族政治在秦汉逐渐让位于官僚政治时，门阀制度便诞生了。门阀时代的统治阶级不是贵族领主，而是士族地主。他们虽然并不世袭领地，却垄断仕途；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靠的正是祖宗。门阀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就因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国才有这样的土壤。

当然，也因为官僚体制最早在中国成熟。

不过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因为官僚[...]

啊！莫非学佛参禅就是吃茶？

正是。因为六祖惠能说得非常明确：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当然就是喝茶，也就是吃饭、洗碗、打扫卫生、挑水砍柴，等等。②

准确地说，就是生活。

这是一种人间佛法。

人间佛法是符合中华传统的，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就是人间哲学。就连最抽象的周易哲学和老子哲学，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伦理学之后”，是可以付诸行动的实践理性和实用哲学。③

孔孟之道，儒家伦理，更是如此。

父、圣子、圣灵，虽然是三个位格，本体却只有上帝一个。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就叫“三位一体”。不过，这样的教义不能靠思考去理解，只能靠信仰来接受。德尔图良甚至说，让柏拉图和辩证法什么的见鬼去吧！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除此之外，别无所信！

这当然是真正的信仰，可惜偏偏有人叫板。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形的上帝使凡人受孕，生下可以复活的耶稣，本身就很荒谬。然而正因为荒谬，才需要信仰也只能信仰。这是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的基本观点。他的话，道破了信仰的秘密和宗教的天机。

没错，如果想得清楚，那又何必信仰？

实际上，如果说宗教也是一种思考，那么，它思考的也只是宇宙的终极问题，而终极问题是不可思考的，或者说是想不出答案的。答案只在信仰之中。作为答案的上帝，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信仰的直白。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也只作为信仰而存在，无须证明也不能证明。

难怪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也因此，聪明的做法是放弃争论，虔诚信仰。

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念诵、礼拜、斋戒、纳课和朝觐简称念、礼、斋、课、朝，是穆斯林的五项功课。

公元632年6月8日，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与世长辞回归安拉，这让许多人六神无主。的确，伊斯兰教由传创而确立，一半因为穆斯林相信安拉的启示，一半也因为穆罕默德的个人魅力。现在，先知已经归真，安拉也不再派遣使者，没有了主心骨的芸芸众生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首当其冲的还是谁来接盘。前面说过，自从穆罕默德率众迁往雅特里布，乌玛就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氏族和部落。先知归真时，这种政教合一的新社会组织究竟应该定位为穆斯林社团、伊斯兰公社还是麦地那国家，就连后世的历史学家都莫衷一是，更不用说当局者迷。但是谁都清楚，乌玛就像海上的帆船和路上的商队，需要舵手和领路人。

包容精神属于地中海，科学精神属于雅利安，因明在本质上是西方的。所以这一次的擦肩而过，就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因为技术进步可以依靠劳动人民，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却只能依靠知识阶层。如果知识阶层集体地对逻辑推理不感兴趣，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实在堪忧。甚至就连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禅宗负责。试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等等，不也颇有禅意吗？

公元610年堪称非比寻常。就在这一年，再赴江都的隋炀帝开通了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八百里。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得到了天启，而一位名叫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人则成为拜占庭（Byzantium）的皇帝。新的历史就这样开启了。此后的世界，便是拜占庭、阿拉伯和隋唐帝国叱咤风云的舞台。当然，三大帝国命运各异。一个半世纪后，大唐达到鼎盛然后衰退，阿拉伯扩张至极面临分裂，拜占庭则跌入低谷准备复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创造了影响世界的文明，而且这文明还都与宗教有关。

中国的皇帝，也没谁真有信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佛教却总让他们放心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