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笑容死板板的，眼神锐利得连你皮夹中有多少钱都数得出来。

对面的梦幻一样的女人不属于上述各类，甚至不属于那种世界。她难以归类，像山泉一般幽远和清纯，像水色一样难以捉摸。

"他喝醉酒的时候就是一副他妈的英国腔。"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不锈钢。

"噢，我明白了。"语气冷淡得连一片意式冰淇淋放她身上都化不掉了。

那个姑娘看了他一眼，眼神足可以戳进他的身体，再从后背透出四英寸来。他根本没放在心上，一点儿也不惊慌。

我第一次看见特里o伦诺克斯时，他喝醉了，坐在舞者酒吧露台外的一辆劳斯莱斯银色幽灵上。停车场的服务员把车子开出来，一直扶着敞开的车门等着，因为特里o伦诺克斯左脚悬在车外，仿佛已经忘了有这么一条腿。他相貌年轻，却天生少白头。你看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除此之外他跟那些穿着晚宴装、在销金窟一掷千金的大好青年没什么两样。

他身边有一位姑娘，头发呈迷人的暗红色，嘴角挂着淡漠的笑容，肩上披着一件蓝貂皮，差一点儿让劳斯莱斯车黯然失色。当然不至于如此。也不可能。

服务员就是寻常的半吊子小混混儿，身穿白外套，胸前缝有红色的饭馆名字。他一副受够了的样子。

"你瞧，先生，"他尖刻地说，"你能不能把脚缩[...]

也许我又累又气吧。也许我有点儿愧疚。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就可以讨厌他，只要隔着自助餐厅看他一眼，就恨不得踹他的大牙一脚。

他向我亮了一下警徽。没看清是什么，若以为他是防疫人员也不为过。他是灰金发色的白人，看来很讨厌。另一位搭档个子高高的，俊美整洁，有一种考究的猥鄙相，像是受过教育的暴徒。他们的眼神充满守候、耐心和警觉、冷淡和不屑，警察才会有那种眼神。

我回到家已是两点钟，他们坐在深色轿车里等我，车上没有警察标识，没有红灯，只有两条天线--天线不只警车有。我爬阶梯爬到一半，他们下车对我大吼，两个人照例穿着平常的制服，动作照例懒散，仿佛全世界都压低了嗓门静静等着他们吩咐。

飞机开始滑行到停机坪末端，扬起大量尘土。机身在那一端转弯，马达加速转动，吼声如雷，飞机开始慢慢加速。

我走回卧室，站在衣橱内的阶梯上，把白色猪皮箱子由顶架上拉下来。方形的天花板活门正在我头顶，我把它往上推开，手尽可能伸进去，将他的皮制钥匙丢进某一根灰蒙蒙的小梁柱后面。

我拿着手提箱爬下来，拍掉上面的灰，在里面塞了一些东西：一件从没穿过的睡衣、牙膏、备用牙刷、两条廉价毛巾和洗脸巾、一包棉手帕、一条十五美分的刮胡膏，连同整包购买的刮胡刀。没有一件是用过的，没有一件有记号，没有一件引人注目，当然若是他自己的东西会更好。我又放了一瓶八分之一加仑、仍裹着包装纸的波本威士忌。我锁好手提箱，把钥匙插在一个锁孔里，拿到前面。他又睡着了。我没叫醒他，打开门，把手提箱直接拿到车库，放进敞篷车的前座后面。我把车子[...]

你确实抱歉。你们这种人永远在抱歉，却永远后悔莫及。

他用手指使劲摸没有疤痕的半边脸，留下一道红印子。

我为什么要说得这么详细呢？因为紧张的气氛使得每一件小事都像表演，像一个明显又重要的动作。那是极为敏感的一刻，你所有不自觉的动作无论多么熟悉，多么习惯，都成为意志之下彼此分离的举止。你就像一个患了小儿麻痹之后学走路的人。没有一件事是顺理成章的，绝对没有。

由于屋主不修剪，窗外长满密密的灌木，遮住了窗扉，所以客厅还是很暗。我开了一盏灯，摸出一根烟点上。我低头瞪着他，伸手抓抓乱蓬蓬的头发，脸上照例露出疲倦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