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昆德拉来说，入侵事件只是个背景，在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是人，是对人性中一切隐秘的无情剖示和审断。

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象压根儿没有发生过。

波希米亚的墓地都象花园，坟墓上覆盖着绿草和鲜艳的花朵。一块块庄严的墓碑隐没在万绿丛中。太阳落山的时候，墓地闪烁着点点烛火，如同死魂都在孩子们的晚会上舞蹈。是的，孩子们的舞会。死魂都象孩子一样纯洁。无论现实生活如何残酷，即便在战争年月，在希特勒时期，在斯大林时期，在所有被占领的时期，和平总是统治着墓地。她感到心绪低落的时候，便坐上汽车远离布拉格，去她如此喜爱的某个乡间墓地走走。在蓝色群山的背景下，它们如摇篮曲一般美丽。

对弗兰茨来说，墓地只是一堆丑陋的石块与尸骨。

弗兰茨摇摇头：“一个社会富裕了，人们就不必双手劳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越来越多的学生。学生们要拿学位，就得写—写学位论文。既然论文能写天下万物，论文题目便是无限。那些写满字的稿纸车载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档案库里。即使在万灵节，也没有人去光顾他们。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这就是贵国的一本禁书比我们大学中滔滔万卷宏论意义大得无比的原因。”

从这种精神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弗兰茨对革命的软弱性。他最开始同情古巴，然后同情中国，被这些国家的残酷吓坏了后，只得叹口气，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没有分量亦远离生活的词句。他成了日内瓦的一名教授（那[...]

对萨宾娜来说，生活就意昧着观看。观看被两条界线局限着，一种是强光，使人看不见，另一种是彻底的黑暗。也许这就是萨宾娜厌恶一切极端主义的原因。极端主义意味着生命范围的边界。不论艺术上或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激情，是一种掩盖着的找死的渴望。

把音乐变为噪音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人类由此而进入了完全丑陋的历史阶段。完全丑陋的到来，首先表现在无所不在的听觉丑陋：汽车，摩托，电吉他，电钻，高音喇叭，汽笛……而无所不在的视觉丑陋将接踵而至。

把音乐变为噪音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人类由此而进入了完全丑陋的历史阶段。

那时的音乐就象玫瑰盛开在雪原般的无边无际的寂静之上。

背叛。从我们幼年时代起，父亲和老师就告诫我们，背叛是能够想得到的罪过中最为可恨的一种。可什么是背叛呢？背叛意味着打乱原有的秩序，背叛意味着打乱秩序和进入未知。

特丽莎的母亲无休止地提醒她，母亲就意味着牺牲一切。一个因孩子而失掉一切的女人说出这话，自然言出有据颇近真理。特丽莎总是听着，相信当母亲是生活的最高价值，而当母亲也是最大的牺牲。

如果一个母亲是人格化了的牺牲，那一个女儿便是无法赎补改变的罪过。

所有从拉丁文派生出来的语言里，“同情”一词，都是由一个意为“共同”的前缀（com）和一个意为“苦难”的词根（passio）结合组成（共——苦）。而在其它语言中，象捷文、波兰文、德文与瑞典文中，这个词是由一个相类似的前缀和一个意为“感情”的词根组合而成（同——感）。比如捷文，son—cit；波兰文，wsp'ox—czucie；德文，mit—gefühl；瑞典文，med—kànsla。

从拉丁文派生的“同情（共——苦）”一词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看到别人受难而无动于衷；或者我们要给那些受难的人以安慰。另一个近似的词是“可怜”（法文，pitié；意大利文，pietà等等），意味着对受苦难者的一种恩赐态度[...]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临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象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练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为什么生活总象一张草图的原因。不，“草图”还不是最确切的词，因为草图是某件事物的轮廓，是一幅图画的基础，而我们所说的生活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最终也不会成为一幅图画。

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

什么是媚俗呢？昆德拉后来在多次演讲中都引用这个源于德语词的Kitsch，指出这是以作态取悦大众的行为，是侵蚀人类心灵的普遍弱点，是一种文明病。

困难在于，媚俗是敌手也是我们自己。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逃脱。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了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攻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像百合花一样升起的抽水马桶（引自小说中的描写）。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