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温家宝在与文学艺术家们谈心时谈到“钱学森问题”——“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许多人并不具备独立人格；其二，虽有思想，却缺少公共空间。即所谓“传播真理难于发现真理”。

裴多菲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显而易见，裴多菲真正追求的是“自由”，而非“祖国”与“王国”。祖国也罢，王国也罢，都不过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寄身之所，只有生命与自由才是贯穿人类始终的。如果“为祖国献身”“为君王殉葬”所争得的只是一种身心奴役或寂灭的状态，那么这种献身究竟意义何在？

在《好女色还是好国色》一文中，我曾谈到好色的男人有两种死法：一是死于女色，二是死于“国色”。所谓“死于女色”，尽人皆知，最著名者莫如寻芳客们的口头禅——“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至于“死于国色”，则是把国家当做绝世美女去爱戴，爱到如痴如醉、死去活来，爱到不知所以，终于丢掉自己的人格与底线，甚而枉送性命。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路易斯·博洛尔说，“政治使人变得罪恶”。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恶变成毁灭性的大灾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而这意识形态，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对国家的理解。回望二十世纪的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当年迷信纳粹主义的那一群人，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在他们选择纳粹主义理想并且甘愿为之献身的时候，用于自杀的断头台也已经竖起。

没什么词汇比“底线”更能给人一种凛然的正义。国家被外敌侵略时，生长于斯的国民多会奋起反抗，因为侵略者触及了这个国家的主权底线；妻子与人私通时，男人们通常会怒不可遏，甚至扬言杀了这双“奸夫淫妇”，因为他们相信“春风又绿江南岸，男人头顶绿不得”。同样，被乡村干部挖了祖坟的农民，也不吝以死相拼，因为祖坟里不仅埋着他的父辈，同样埋着他底线尊严之地雷。任凭平时忍辱含垢、唾面自干，但若是被人“欺负至此”，他埋藏多年的愤怒恐怕就要彻底引爆了。

谁在“打酱油”？

近两百年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使人们能够用以确定什么是跋扈与暴政的，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相较而言，今日中国四处飘荡的恰恰是种种傲慢与谄媚的气息。

“我是来打酱油的。”从一个极端的年代走到一个“打酱油”的时代，若问今日中国最流行什么主义，答案一定是犬儒主义，“酱油主义”。没有理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对现实不满却又远离政治与社会运动，带着一种自命清醒的虚无主义，从不与强权对抗。这些都是犬儒主义的特征。

按照欧文·豪（Irving Howe）的分析：政治全能主义有三个阶段，（一[...]

思想自由是第一生产力

人类文明起源于人的两个本能。其一是性欲，有性欲，才有人类；其二是思想，有思想，才有文明。然而，在国家与主义至上时，身体和思想却只能处于双双没收的状态。正因为此，当历史步入柳暗花明，性自由与思想解放总是成为引领开放社会的先锋。

2006年，温家宝在与文学艺术家们谈心时谈到“钱学森问题”——“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许多人并不具备独立人格；其二，虽有思想，却缺少公共空间。即所谓“传播真理难于发现真理”。

前者，不能独立思想者，虽然以思想为业，多因不能行使自己的大脑主权而失去创造力。其结果只能是抄袭成风，人云亦云汗牛充栋。就像法国影[...]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在2007年《新京报》的新春社论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说中国是我们地理上的故乡，那么这个时代就是我们时间上的故土。如果说我们精神的疆土就是国家的疆土，那么我们生命所创造的价值就是时代的价值。不管我们正见证着怎样的繁华与荣耀，经历过怎样的忧惧与坎坷，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我们一生的机遇。我们手握的时间与生命，正如我们所拥有的智力与权利，都是我们一生的资本。”（《走在雪地上，走在时间里》）

人是时间单位而非地理单位，而且必先站在时间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才有条件回到人与历史本身。我以“把一生当做自己的远大前程”警省自己，其实这句话同样适合劝诫一个国家。我自知我最真实的居所是时间[...]

人是什么单位？众所周知，在过去中国人多生活在单位体制与单位文化里。陌生人见面，或是办点儿什么事，也难免被人问及“你是什么单位”。既然大家总被问到“你是什么单位”，为什么不干脆多花点儿时间好好回答呢？

网上答案异彩纷呈，包括“思考单位”“权利单位”“赚钱单位”“消费单位”“生活单位”等等。当说，这个问题本无所谓标准答案。然而，在我看来，以上回答均限于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阐述人的功用，而没有从哲学意义上触摸到人的本质。我以为，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而我关于“人是什么单位”的回答则是“人是时间单位”。

事实上，这些年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甚至让我痛苦[...]

让孔子的归孔子，让章子怡的归章子怡。“孔子PK章子怡”本质上是“孔子PK孔先生”。正是在谋求开放社会的语境下，笔者主张中国知识界应该抛开孔子“存废之争”，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开放社会的建设，关注今人的自我实现及其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中国现在应该讨论的不是需不需要孔子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我所说的“孔先生”这门功课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好社会的“多孔性”的问题。如果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着眼于群体权益与社会整体性进步，那么“孔先生”则着眼于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而中国能否获得脚踏实地的进步，前者与后者同样至关重要。

那些冲破封闭走在时代前列的人，那些心怀远见又能身体力行的人，那些带领大家告别谜团走向柳暗花明的人，其贡献理应为社会所识。

今日中国可谓“三代同堂”，它部分体现为前现代（政治）、现代（经济）与后现代（文化）参差为营。尽管中国正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但是现代性的完成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要完成这种现代性，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开放社会的重要性，必须着手建设一个多孔性的社会。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打开国门，它同样意味着在社会内部有尽可能多的通道，让更多的人有自我实现的机会。我相信，正是许多人标榜自我价值的自我实现，对旧观念、旧事物的改造起着摧祜拉朽般的作用。这也是我为何在一系列文章中为“超级女声”辩护，并将人们在合法框架下可以“一夜暴富”视为社会进步之原因所在。那些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

如上所述，在中国大课堂风雨交加之时，因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到来，孔子被逼下课。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更有赖于另一位先生，他不像“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样为人们所瞩目与高歌，但是却在滴水穿石，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这就是我所说的“孔先生”。当然，此“孔先生”并非本文所论及的孔子，而是指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被奉为常识的“多孔性”的价值，开放的价值。它和民主与科学价值一样，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成长。

若干年前，我在探讨法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时提及瓦尔特·本雅明，一位流亡思想者。在1925年的那不勒斯旅行中，本雅明由城市多孔性（La porosite）的结构看到了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渗透，指出“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是无处不在的”。换言之，多孔性正是旧邦获得新命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