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当然明白。这种生活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时就像一块没有路标的广袤无垠的开阔地，在所有的逃逸线和消失的地平线之间，我们更希望找到设立方位标的基准点，制作某种类型的地籍，好让自己不再有那种漫无目的、随波逐流的感觉。于是，我们编制关系网，试着把那些随机性的相聚变得更加固定一些。

当时我母亲一定回到家里很久了。我心里寻思着我不在家她会不会担心。那天晚上，她到大采石场警察分局来接我，我是有些懊悔的。从现在开始，我已经预感到她永远也不会再来接我了。我跑得太远了。我感到一阵恐惧，我想把它掩饰起来，但它不让我呼吸。

我们在那栋大楼的大门前分手。我每天晚上回到那套房子时并没有感觉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永远离开那里。我把希望寄托在我即将认识的那些人身上，认识他们之后我的孤独将会结束。这个女孩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也许她会帮助我远走高飞。

布雷曼反复地跟我说，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冥顽不化的人，都会有一个“供认不讳”的时刻，这四个字是他的口头禅。我们只要极其耐心地等待着这一时刻，当然也要试着想办法促使这一刻的出现，但要做得干净利索，让人感觉不到，布雷曼曾说道：“要使用一些微妙的带刺的话。”必须让那人感觉到他面对的是一个聆听忏悔的神父。

他信赖我，对此我是心知肚明的。比别人大二十岁的好处正在于此：他们不知道你的老底。就算他们漫不经心地打探一些你此前的生活经历，你也可以天花乱坠地瞎编一气。新的生活。他们不会去追根问底。这种想象出的生活，你讲着讲着，就有大股大股的清新空气从一个很久以来一直让你觉得憋闷的封闭堵塞的地方吹过。一扇窗户忽地打开，百叶窗在风中喀拉喀拉响。你会重新感觉到，你的未来不是梦，它就在你的眼前。

美术编辑。这个名称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了。倘若在二十年前，有人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我会含糊不清地嘟哝一句：做美术编辑。而且，我今天也是这么说的。什么也没有改变。所有这些年头都被一笔勾销。

只不过，我并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没有把[...]

在孔岱，我们都不会打探各自的来历。我们都太年轻，我们没有什么过去需要公开，我们生活在当下。连阿达莫夫、芭比雷或者瓦拉医生这几个上了年纪的顾客，他们也从不对自己的过去做任何暗示。能待在那里，待在我们中间，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我猜想，保龄一直在一张大幅的巴黎地图上画着我们前往孔岱的路线，为此，这位船长使用的是不同墨水的圆珠笔。也许，他想知道在我们在抵达这个目的地之前，彼此是否有机会在路途中相遇。

但是，她也可能像我一样，只是偶然地、无意识地走进这家咖啡馆的。她到了这个街区，想找个地方避雨。我素来相信，某些地方就像磁铁一样，假如你在附近行走，就会被吸引过去。这种吸引的方式你不会察觉，甚至都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只需要一个上坡的街道，一条洒满阳光的人行道或者一条隐没在阴影中的人行道，就足够了。或者一场瓢泼大雨突如其来。这些因素都能把你带到那里，带到那个你必然会不知不觉停下来的明确的地点。在我看来，孔岱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便有了这种磁力，假如有人计算有多大的概率，算出来的结果肯定能够证实这一点：在一个相当宽阔的区域里，人们免不了会偏离原来的方向，身不由己地朝它走去。这方面的事情我还是[...]

我更愿意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信步走到香榭丽舍大街上。如今，真正意义上的香榭丽舍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到了晚上，它们还能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也许，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依然能听见你唤我名字的声音……你卖掉毛皮大衣和镶嵌有光面宝石的纯绿宝石的那一天，贝洛-贝多万给我的那笔钱还剩下两千法郎左右。我们有钱。未来属于我们。那天晚上，你善解人意地来到星形广场街区找我。那是在夏天，跟我们与“死人头”一起在河堤路那里见面、我看见你们俩迎面朝我走来的那个夏天一样。我们去了弗朗索瓦一世街和马伯夫街街角的那家咖啡馆。他们把桌子都摆到了人行道上。天色还早。街上已经没有汽车了，能听见人们悄悄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接近十点钟的时候，[...]

孔岱的顾客中，可能没有一个人去过康特尔。生活中有许多难以逾越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