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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lei
2000-01-01 加入
我在电脑前枯坐了一整夜，直到东方已白，却尚未写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这种失语是经常发生的，却往往让我无比煎熬。在一个朋友的著作中，我读到了他对写作失语的描述，请允许我将其抄写在这里：
“开始写这篇评论的时候，我突然很无奈地发现自己陷入了失语的泥沼。整整一天坐在电脑前面，打上几个字符，再把它删去，如此往复。如果说涂涂抹抹的手稿是时间的灰烬，空白的屏幕却仿佛宣告这一天根本不曾存在过。……或许，言说寂静的最好方式是寂静。”（王晓渔，《文化麦当劳》，Ｐ195—196）
于是我不得不沉思，是照例的身体衰弱使我的思维枯竭，还是麦卡勒斯使我根本无从着手——而我宁可相信是后者。《伤心咖啡馆之歌》里建立了一种神秘的关系，一个并不美丽的壮硕女人，一个卑鄙的驼背，一个邪恶的英俊男人，任是其中哪一人都让人难以索解，更况且三人间的畸形爱情。假如你企图去理解那一切，那么你将会陷入无法自拔的重重迷雾。通常来说，面对一部使人困惑的文学作品，我会采取两种进入途径。其一是诗学模式的，将作品的形式和涵义作出类比，艺术上的晦涩意味着一种存在论上的悖论，作者所欲传达的恰恰是这种诗学意义上的不可传达性；而另一种解读视角则可称为人类学模式的，将难以解读的事物其视作另一种文化里现存的部分，并努力相信读者身处的背景和作品中所传达的文化语境缺乏可资理解的共同视阈，从而将所有属于神学的事物降格到人间。而这两种阅读方式都将面临某些危险，前者容易庸俗地简化作品的厚度，后者则意味着逃避更加深入的美学体验。这种来自于观察上的无所适从，其造成的结果是我游荡在麦卡勒斯的咖啡馆里，依旧孤独不堪。倘若套用以上引文的话语方式，则不妨说：言说孤独的最好方式是孤独。
然而，你若称麦卡勒斯是一名谈论孤独的作家，或许会遭到她本人的坚决反对。在《伤心咖啡馆之歌》里，一旦你闷得慌，那你还“不如走到叉瀑公路去听苦役队唱歌呢”。这支苦役队在故事发生的舞台边缘列队，宛如西方古典悲剧里的独白者。他们出现在故事之前，也出现在故事之后，为故事作出叙述，又恰如一所囚牢将整部小说封闭起来。小说的叙事结构暗示了人的命运正是在这一象征物所暗示的囚牢中展开，而人们只能在苦役中歌唱。这是作者彰明的寓意，让我不得不将她同加缪联想在一起。同样是谈论存在的绝望，问题在于，加缪更多地愿意在谈论人在现实处境中遭遇到的荒谬感（《局外人》、《鼠疫》），以及人本身的荒谬（《西绪福斯神话》、《卡里古拉》、《反与正》），而麦卡勒斯宁可在存在的荒谬里谈论诗意现实。尽管我暂且找不到任何证据来指证麦卡勒斯可能在那名法国作家身上获得了哲学资源，但是二者的类似是不言而喻的。故事如此离奇，即便是弗洛伊德理论也难以应付人物之间的神秘莫测，因果律在麦卡勒斯的小说中是失效的，留下来的只有存在本身。
直面存在，还有比静默更好的观照吗？看来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的写作失语加以开脱。两年前，麦卡勒斯的小说集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大陆，这个曾在80年代让苏童一辈作家倾倒的美国女人开始正式进入汉语语境，却也同时被淹没在文字商品的滚滚红尘里。这是很多优秀的艺术在当代面临的困境，往往臣服在各种权利场的争斗之中。苦役队的歌唱是人类处境的深刻隐喻，麦卡勒斯在《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结尾处刻意强调，那苦役队“是十二个活着的人”，没错，“十二个”不正是勃洛克笔下的那十二个人吗？“风在散步，雪在飞舞，十二个人在走着路。”关于拯救的寓意呼之欲出。小说中爱密利亚小姐的结局是他雇请了木匠将自己的住所钉满了板，“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呆在紧闭的房间里”，沉闷的小镇和沉闷的生活只有“活着的人”的歌声才能够拯救。这十二个人在小说中的形象是功能性的，充满了说教的气息，而我们只有对身边的世界仔细观想，才能够在静默中触及到艺术的真相，哪里是世界的终点。
絮絮叨叨谈了如许，事实上恰无所说。迦叶微笑，文殊静默，苦役队虽说仍旧在唱歌，只是唱歌还有塞壬。我对拯救不抱希望，只是我钦佩那些仍抱希望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