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诤谏,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果真历代名臣相将皆敢于直言进谏
他在呈报总督的公文内声称,这个胡公子必系假冒,因为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
哈哈哈哈哈哈哈有点夸张,害,都这么说了总督大人也是骑虎难下,太高了。
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混淆?
如何对待一个人的潜意识中的恶,如果一个人诚实的说出自己利己自私的想法,会受到怎样的眼光。
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力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称为他的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塞。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
阴与阳的对比,精神与物质的较量,邪与恶的抗争。
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说的比较好。
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
国家权威象征与符号化含义,在一个国家政治运作中的作用,值得思考的方便。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燎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根据这个原因可以推断出皇帝的行为是复仇吗?心爱的女人伤心,看到人性的阴暗面而采取消极不抵抗的态度。
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
若如此,明朝不亡也怪。
万历十五年
无论是我们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
同样适用于现在,当代人也值得反思
慈圣太后和大伴冯保都是书法爱好者,他们对皇帝在这方面的进步时时加以鼓励。万历年方10岁,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有一次,他让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写完以后就赏赐给了这些大臣。张居正谢恩领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节小技。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缅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对于这忠心耿耿的进谏,小皇帝自然只能听从。在1578年之后,他的日课之中就取消[...]
我们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可以任意而为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听起来很自由,很潇洒,但鱼儿离开了水将无法存活,鸟儿失去了天空的庇护也将一无所有。小时候就有大人们告诉我: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就是皇帝也不是全按自己的意愿活着的。小时的我并不了解,也不愿去想——这也太遥远了,与我无关。但现在我们真的知道了元帝的哀叹、陈后主的忧伤这些大艺术家的身份却被皇帝所掩盖,他们的成就被“昏君”取代。
我们生来就被自己的家庭背景、身世、环境所限,在社会的规则里、自己的责任下生活。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则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心若动,人则妄动,伤其身、痛其骨,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身不由己,苦海无尽,历经折磨蜕变,却活成了,别人想要的样子。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有限的规则里活出自己的风采,在自己的世界里演绎着仅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生,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到达桀、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
桀、纣本就是史上出名的暴君,其无道之事迹带有文学渲染的成分,后来者的昏庸自然不及。可史籍上却将他们作为一个标线,这无异于给你一张空头支票,既不能取现,也不能说没有。神宗因为立储之事和臣僚们僵持了十年之久,最后只能用扣押奏章的方式来乱其心,而这一点自然是比不上桀、纣的。
至于“无为而治”出自老子的《道德经》: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并强调“无为无不为”,可以知道“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走向崇高与辉煌。这本旷世奇书、万经之王也可谓是君王们的一部宝典,充分的禁锢了人们的言论。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髫龄10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邃,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13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明神宗朱翊钧幼年即位,在位48年,可谓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有人将他列于十大昏君之列,也有人评论说他是“千古一帝”,明神宗在位期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虽说他到了最后贪酒、贪色、贪财、贪权,但“操权有术”也可以说明他并不是平庸之人,也是一代枭雄人物。而且他有着开创万历中兴;平定宁夏、播州叛乱;抗日援朝等功绩,也足以说明他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十三年后申时行感到不安也无非是皇帝开始厌倦了。毕竟刚开始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朱翊钧在位前十年中很有作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神宗极爱读书,对诗歌、议论、医药、剧本、小说等各方面都有涉猎,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按照中国的纪年法当时的神宗也不过是三四岁罢了,有着如此天赋更何况他自己本身就读书刻苦呢?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是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主张从技术的角度上看历史。
文章的开头介绍了时间和社会环境交代了史学研究的背景。并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紧接着就将一道反问摆出——既然平淡为何要写它呢?以此引出下文。进一步说明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