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意识形态”？他开玩笑地问道：“它是否意味着白痴？精神失常科学？精神病学？谵妄之学？”按照亚当斯的解释，这个词是法国哲学家发明的，而且这个词不但成了他们那种乌托邦式思考方式的核心，也成了他们“蠢蛋学派”的主要信条。这个词指的是像完善人性、社会平等这样的理想和愿望；那些哲学家错误地相信，因为这些理想和愿望存于他们的脑海之中，所以它们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的。亚当斯声称，杰斐逊就是以这种法国式方式思考的，并将他想象中的诱人前景与历史条件所允许的非常有限的可能性混淆了。

它违反了独立战争精神遗产的核心——人民是所有政治权力至高无上的根源。因此，拒绝精英身份、为“多数”而不是“少数”说话的政治精英，是可容许存在的唯一一类政治精英。共和党人在1790年代最先抓住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这一基本事实。而与共和党人同属社会或经济精英阶层的联邦党人却败下阵来，因为他们没有抓住这一点。亚当斯可以至死都坚信，美国的共和主义实验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它成功利用了最优秀、最杰出公民的才能和能量（这些公民就是以他和杰斐逊为代表的“兄弟会”）。但是，只要他将他们称为“贵族”，无论是天赋的贵族还是虚假的贵族，他似乎就是在公然蔑视共和精神本身。

亚当斯反驳了杰斐逊以上两个区分。欧洲确实受累于贵族传统和财富分配不均，美国没有达到如此程度。但是，除非你相信从欧洲迁入美国之后，人性会发生某种神秘的变异，或者相信美国独立战争带来了人性的根本转变，否则财富和权力竞争在美国同样会带来不平等的结果。“毕竟，”亚当斯说道，“只要存在财富，个人和家庭就会努力积聚财富……我还要强调，只要财富及积聚财富的理想被社会承认和接受，财富的积聚就会发生，并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此，杰斐逊关于美国无阶级的看法就是一个肥皂泡似的梦，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欧洲封建主义，而在于人性本身。就拿杰斐逊口中弗吉尼亚州的平等主义情形来说，“没有哪部喜剧比这更有趣了”。

其二，杰斐逊认为，亚当斯关于贵族权力的描述是适用于欧洲的。在那里，封建特权、家族爵位和更为有限的经济机会，使等级制度得以维系。而在美国，没有什么封建侯爵，也没有什么家族盾形徽章，而且“只要愿意，人人都可能拥有土地，自创家业”。因此，美国不可能容忍虚假贵族的存在。杰斐逊指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也许由于新英格兰仍保留封建主义残余，从而误导了亚当斯。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仍苟延残喘着“某种对特定家族的尊敬，而这些家族几乎将政府公职变成由他们的家族成员世袭的职位”。而在弗吉尼亚州，独立战争期间就通过了废止长子继承制的法律。杰斐逊称“这些法律，由我自己起草，将斧头砍向了虚假贵族的根基”，从而为发展以[...]

杰斐逊对亚当斯的回应主要是做出两种区分，这两种区分都明显指向更为乐观的方向。其一，他认同存在一种以“美德和天分”为基础的“人间的天赋贵族”。另外也有一种人为的或者说“冒充建立在财富与出身之上的贵族，这些贵族没有丝毫的美德或天分”。他们之所以致力于在美国建立共和政体，不就是想选出天赋贵族，阻止虚假贵族的权势，从而“从谷壳中筛选出谷粒来”吗？而且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及之后，当以他和亚当斯为象征的“兄弟会”最终成为共和选举程序的受益者时，这所发生的一切不正是一种筛选过程吗？

杰斐逊所有关于人类平等的赞歌，无非是一场骗局，这场骗局迎合了人类对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强烈渴望。“精神与肉体的不平等，已被万能的上帝安排在了人类天性之中，”亚当斯郑重地说道，“因此，任何手段或者政策都不能使它们平等。”

在《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护》一书中，亚当斯不惜用三卷的篇幅坚持不懈、不厌其烦地说明，政治权力总是会落入少数杰出个人和家族的掌控之中。无论是中世纪法国的封建贵族、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贵族大土地所有者、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商人阶层，还是弗吉尼亚切萨皮克的大种植园主家族，历史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多数总是屈从于少数。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万能的上帝在人类天性构造中的安排，并且让这种安排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亚当斯回答道，“哲学家和政客可能对此嘟嘟囔囔、冷嘲热讽，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摆脱它。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想办法控制它。”根据亚当斯简单明了的陈述，贵族之于社会正如激情之于人的个性，尽管易受规则的遏制，也可被巧妙地引导[...]

纵使亚当斯的观点——精英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掌握了过大权力——是正确的，纵使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之所以成功建立了一个共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小群天才政治家在共和事业最早、最为脆弱的阶段掌控了权力，“共和贵族”与“共和国王”一样都是自相矛盾的短语。它违反了独立战争精神遗产的核心——人民是所有政治权力至高无上的根源。因此，拒绝精英身份、为“多数”而不是“少数”说话的政治精英，是可容许存在的唯一一类政治精英。共和党人在1790年代最先抓住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这一基本事实。而与共和党人同属社会或经济精英阶层的联邦党人却败下阵来，因为他们没有抓住这一点。亚当斯可以至死都坚信，美国的共和主义实验之所以取得成[...]

但是两个人都知道，他们不仅是在给对方写信，也是在给后代写信。

杰斐逊原以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所谓的“两件家庭手工品”指的是亚当斯家里自己织的两块布料，既是美国经济应对英格兰封锁的象征，也是对他们过去一起加入美国独立运动的美好时光的恰当暗示。因此，杰斐逊在回信中就大谈特谈家庭手工业的好处，以及对1760年代抵制英货运动的美好回忆，可是最后他却发现亚当斯所谓的“家庭手工品”不过是一个隐喻而已。他送来的礼物原来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最近完成的两卷本著作《论修辞与辩论》。

杰斐逊继续说道，“除了政治观点这个唯一例外之外”，他总是看重亚当斯的判断——此时，他们之间的隔阂就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这句话无异于说，教皇在其他方面是从来不会错的，不过在道德和宗教信仰问题上是个例外。

这就是亚当斯在1809年听天由命却苦乐参半的心情，当时拉什还没有向他报告自己最为奇异的梦。他梦见亚当斯给杰斐逊写了一封短信，祝贺他最近离开了公共生活。杰斐逊也以同样的大度回应了亚当斯的宽宏大量。这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在最后几年中又恢复了通信，坦承他们各自都有错误与缺点，并交流了他们各自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理解，最终修复了曾经辉煌的伟大友谊。接着这两个哲学王“几乎同时步入坟墓，他们都很长寿，一同享受着祖国对他们的感激和赞誉……在他们无数的功绩和荣誉之上，后人又加上了一点：他们既是对手，也是朋友”。

当时杰斐逊接受了关于欧洲事务的两个错误观念。其中之一是，杰斐逊认为英格兰正在“摇摇晃晃地衰落下去”，它的经济正在崩溃，而且“肯定马上就会陷入破产，从而无法保持其海军优势”。第二个错误观念是——“这个观念更加错误也更加致命”——法兰西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它“会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政府，甚至一种堪为典范的民主制，君主制和贵族制将被永远废除”，所有这些都将和平地、不流血地发生。事实证明，在这两个问题上杰斐逊都犯了错。

同样，对所有这些伟人的英雄主义描绘都是一种浪漫主义歪曲。例如，富兰克林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散文大师，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个思想空洞的政治家和冒牌的外交家：在巴黎时他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去各种沙龙与年轻女士调情上。华盛顿是美国无可争议的鼻祖，然而他更像一名演员而不是领袖，他擅长于“以莎士比亚式的……优秀来进行富有戏剧性的表演”，摆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姿态。而且他读书少，很少亲自撰写讲稿，根据他的一位内阁成员的说法，他“不可能在不拼错单词的情况下写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最简单的事实是，除此之外，这位老迈的“昆西市圣人”已经别无他事可做了。杰斐逊忙于履行总统的一切职责，而且在退休期间还要完成两个主要计划——改造蒙蒂塞洛和建立弗吉尼亚大学。然而，亚当斯唯一的计划则深藏于自己的内心。他的关注点（实际上是迷恋）在于，把握自己记忆的内部结构，撰写一部亚当斯版本的美国历史，并让自己在美国的伟人祠内拥有一大片宽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