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第一节 研究乌龟壳的人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际，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

同年，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再次流亡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刘文典复去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在孙的亲自主持下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主张以刺杀、车撞或引爆自制炸弹等恐怖活动，来打击、推翻袁世凯集团的统治。

老袁一命呜呼后，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1916年刘文典回国，对军阀混战，商业凋零的残酷现实大为失望，在彷徨中决意以学问报国，不再过问政事。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积极鼓吹另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选定古籍校勘学为终身所系，主攻秦汉诸子，并以《淮南子》为突破口加以研究。经过数载苦钻精研，终以皇皇大著《淮南子鸿烈集解[...]

在北返大潮中，有两位联大教授未能随师生同行，留在了昆明云南大学和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任教。一位是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庸，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典。

我将真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七点钟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证实，美军总部的大孩子们首先跳了起来，开起吉普车沿街直闯！漫街遍巷的人，拥塞着、欢呼着……人全疯了，快乐啊！从中一路到新街口，张贴着本报号外的墙前，万头攒动，连不识字的赤腿汉也挤在里面，雨样的汗水把每个人的衣衫都和周围人的衣衫黏在一起，大家都咧开嘴笑！头上是一片欢乐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啊！啊！”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熟朋友见面了破例的张臂拥抱，起码也亲密地互相拍拍肩：“要回家了！”

清华历史系出身的吴晗曾有一段回忆，说“我那时候的同学，头脑里都有一个公式，清华－美国－清华。不这样想，简直是奇怪的事。”但据苏双碧、王宏志撰写的吴晗传记文章称：“

当时高孝贞带着孩子与女佣赵妈，正住在武昌磨石街新25号一幢二层小楼里，这是闻一多与兄弟们合资买下的房子。想不到信发五天之后，闻一多就得到了确切消息，因柳州航空学校要迁往蒙自，且要占用联大文、法商学院校舍，军事当局令师生们回迁昆明。闻一多匆忙再给妻子写信解释“现在非住昆明不可了。但昆明找房甚难，并且非我自己去不可。现在学校已决定七月二十三日结束功课。我候功课结束，即刻到昆明，至少一星期才能把房子找定。所以你非等七月底来不可。”又说：“前后共寄六百元，除前函嘱你给一百元与驷弟或父亲之外，其余五百元想在动身前还要用去一些。但事先总有一预算，请把这预算告诉我。能节省的就节省。昆明房租甚贵，置家具又要一[...]

“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工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梁氏则认为：“他们师生二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必定甚大。”

，臧克家问道：“闻先生，您带的东西很少，那些书呢？”闻一多听罢，“哦”了一声，而后叹口气面色沉重地说：“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几本书算得了什么？！我只随身带了点重要的稿件。”

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做得好！’他的意思我明白，写诗会磨炼人的心啊。”

除了陈梦家，当时闻一多在学校中还喜爱一位叫臧克家的学生诗人，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臧克家于1930年由山东诸城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后因酷爱写诗作文，经闻一多同意转入中文系，自此“成为闻一多先生门下的一名诗的学徒”

陈梦家，原籍浙江上虞县，1911生于南京一个客居的牧师家庭。少年时代，陈氏已显示出驾驭文字的过人才华。1927年夏，刚满16岁的陈梦家以同等学力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同时开始创作新诗，引起诗坛注意。1931年年初出版了成名作《梦家诗集》，此时陈梦家尚不满20岁。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一位‘斗士’。”又说，抗战军兴之后，一多在昆明，我在重庆，未能晤面，通信也只有一次，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诗人学者之闻一多”。

梁实秋是闻一多在清华与美国时的同学好友，抗战前又为青岛大学的同事，

在演讲中，面对一个学生“今后中国青年应该做些什么”的提问，闻一多先是习惯性地呵呵几声，然后回答道：“在去年五四纪念晚会中，我曾提出五四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初期，教师与同学是一致的。后来，教授的态度渐渐转变，不同情学生，甚至压迫学生，他们的理想是：运动渐渐被政党操纵了。当时那政党不用说就是国民党……今天我们读历史时所庆幸的，正是当时教授们所诅骂而惋惜的，其实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正为五四运动后来有国民党领导，才收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果实，一二·九运动也因有共产党领导，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战局面的成果。同时一二·九运动之被人指摘为受党派利用，也正为五四之受人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