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
那些寻求真理,能够独立思考,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付出的人,都是因为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
“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王开岭写过一本书《精神明亮的人》
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
人类大部分的苦是因为期待的存在。
很多人的信仰是没有独立个人意识的迷信,是一种提出条件的思想——“如果我做什么,就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种“教育上的误会”,想要影响人类的精神,故意采取什么固定的策略是无效的。
破坏和脱离精神依赖并得到独立意识的手段就是相信科学。人们只有相信科学,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获得自由。
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中国的留守儿童将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以前我不想见记者,不想给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因为这句话我才考虑接受你们的采访。”
我们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大家说,看,他跟我们不一样。。
陈锡文的说法不代表真理,但是提供了一个前提,当他说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时,土地问题回到了原本的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管理问题。不谈主义,只谈问题时,权威主义就不能在学术问题上存在了,人人都得用论据与事实来说话,也不能不尊重实际的现实经验。
不谈主义、只谈问题,避免意识形态上无谓争论,这是个人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认识到书本概念如果变成教条,容易像飞人杂耍一样脚不沾地,左右摆荡。
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数据,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资者拿走大头,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城市政府拿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村级组织留下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而最多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百分之五到十。”
地拿过来的时候你去发展市场经济,拿地的时候你是计划经济,政府给农民的不是土地价格,而是土地补偿。
他答:“‘文革’前国家没财力建设,到了八二年,人口膨胀,没地儿住了,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小洋楼都得住人,可是城里不像农村,没土改,都有地契,就改法律吧,改成城市土地国有,人就住进去了,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土改。”
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私权”这个概念当时还让人陌生和戒惧。没想到的是,这一句原本为了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话,误打误撞居然埋下了农村征地制度的巨大矛盾。很快,中国城市化开始,城市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农村土地一旦要用于建设,都经由政府征地,转为国有土地。
八二年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话从哪里来?
本为解决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却给农村征地制度埋下巨大矛盾。中国城市化开始,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农村土地一旦用于建设用地,都由政府征地,转为过头土地。
。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没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过跟谁比较才能判断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也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要做的就是此时、此地、此身。
我想起钱钢老师的话,在“双城的创伤”中,我给小孩子擦眼泪的镜头引起争议时,他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到十年,我心里的规矩走了好几个来回,也还没有那个最后的答案。当下只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太过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于自己的过于在意。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位,采访的姿态上也会有些变化。
人怎么拜托人自身造就的愚昧?
要宽容!
人怎么才能宽容?
宽容的基础是理解。。。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中国,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蔡元培说:“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他写道:“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记者的信条。”
钱老师送这本书给我,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钱刚老师不再做新闻,转向历史,埋头故纸堆发掘故事。
他的书《旧闻记者》告诉我们:研究新闻史的后人终将意会叨叨,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伪是大敌。
今为止单独订阅者,在可能情况下约集若干人联合订阅’……”
重压常致人屈从或愤懑,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他说,“不愿陷于盲。”
《大公报》在国民党统治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立于世,一纸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