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色，可以追溯到初中时代的初恋。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最英俊的男生，坐在我后面。他有全班最酷的平头，最长的腿，最白的皮肤，最小的眼睛，最羞涩的笑容，而且还在长跑队里跑得最快。当他在校运会中，从操场那头迈着他长长的腿，迎着晚霞飞快地跑过来时，我的瞳孔里，只有一个不断放大的“帅”字，当这个帅字放大成72号狂草黑体字时，我的眼里就只有他了。可惜那时候我们都还太小了。只在晚霞中站了一小会儿，我们就初中毕业了。然后我去了一中，他去了二中，两个人之间有了长达15分钟的自行车车程，无情的距离，生生是把我们对彼此的仰慕给粉碎了。

你知道，当好事来得太晚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坏事。

我想我就是现在遇上一个心爱的男人又怎样呢？一个没有和我一同愚蠢过的男人，有什么意思呢，而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愚蠢，也已经太晚了。

我有一个毫无根据的理论，并且对此坚信不疑：一个人感情的总量是有限的，如果你把它给零敲碎打地用完了，等到需要大额支出的时候，你的账号就已经空了。所以约会文化最大的弊端，就是它的挥霍性。现代人冲向dating市场，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冲向一次自助餐，他东一勺子，西一筷子，每一个菜都是浅尝辄止，但每一个菜都没有留下回味的余地。

当然也不是全无收获，仔细回想，一个晚上下来，我增加了如下新知识：日内瓦有世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吉登斯老师和我系某老师曾经有过重大死磕史、卫星手机便是地处太平洋中心也能打通、蚕豆的英文名字叫broad bean、桃子和李子可以清蒸着吃。

我曾在日记里大言不惭的写道：出于责任感，我承担了全世界的孤独。我的意思是，我不但孤独，而且我的孤独品种繁多、形态各异：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男人堆太女人；在学者里面太老粗，在老粗里面太学者，在文青里面太愤青，在愤青里面太文青，在中国人里面太西化，在外国人里面太中国……我觉得上帝把我派到人间，很可能是为了做一个认同紊乱的心理实验。

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知道），对于说明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总得把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垮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仅此而已了。

“我肯定会回国的”，我经常跟人这样说。这跟国内的灯红酒绿花好月圆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想从完成时回到进行时。我想我肯定是因为天地孤绝而对“国内”形成了种种幻觉，其实它没有那么热闹；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它没有那么沸腾……以我这样不给人打电话不给人发邮件不给人发短信的个性，到哪都会把生活过成一口暗井，但，请允许我想象一下吧，请允许我坐在这个已经曲终人散的历史的终点，想象一下舞台上的刀光剑影吧。

有一次回国，我和几个朋友吃饭，其中一个说“刘瑜，你回国吧，中国多复杂啊”。复杂，嗯，就是这个词。对于一个有胃口的灵魂来说，“复杂”的世界是多么基本的一种需要，而康州阳光下的郊区，美得那么安静，对于习惯惹是生非的灵魂来说，简直是一种灾荒。

而国内的生活呢？虽然据说有很多腐败，有很多贫富差距，小孩子有做不完的作业，弱势群体有跑不完的上访，甚至据说还曾经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给逮进去打死了。可是，对于有志青年，中国这个大漩涡，是一个多么大的可能性的矿藏：愤青有那么多东西可战斗，资青有那么多钞票可以赚，文青有那么多感情可以抒发——历史还远远没有抵达它的尽头，未来还坐在红盖头里面激发他的想象力，他还可以那么全力以赴地向它奔跑，并且从这全力以赴中感受到意义凛冽的吹拂。

窗外的草坪，绿得那么持之以恒，那么兢兢业业，那么恪尽职守，那么几十年如一日，简直就像是……死亡。

更大的房子？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大得可以闹鬼了。更正宗的夫妻肺片？说实话，出国这么多年，他已经对辣的不那么情有独钟了。更多的工资？那是当然，不过他下次涨工资的日子其实也不远了……说到底，他内心的隐隐作痛，与这一切物质生活都没有什么关系，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历史的终结”，是那种生活的尽头感，是曾经奔涌向前的时间突然慢下来，停下来，无处可去，在他家那美丽的院子里，渐渐化为一潭寂静的绿。

人对自由的恐惧，大约就是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

在火车上，王彩玲说：春天来的时候，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

但很有可能，比被困在一个小地方更可怕的是逃脱一个小地方。因为那时候你才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它那么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问题。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现在，我还是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有时候恍惚之间会问自己这是何苦，大半个地球的。

但，也许，“大地方”和“小地方”的差别，不在于“快乐”和“痛苦”，而在于，前者的“痛苦”可以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情，而于后者“痛苦”却是很傻叉的事情。就是说，脱离小地方是死不悔改的悲观主义者们摆脱傻叉感的唯一出路。

在火车上，王彩玲说：春天来的时候，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

可是有时候仍会畅想：What if？弗洛姆说，“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来，逃避自由的表现就是：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读与延安整风相关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为什么还要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