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着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麽吃飯？"

我覺得惡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對象倒不是這位人士，而是台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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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地跟朋友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隻可能，根本就是每天發生、随地可見的生活常态。在台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蟬[...]

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胡美丽

龙应台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她逃学的时候，我也背着书包一块儿离家出走。街上逛着无聊，就去偷看电影。两个女生背着书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装是别人的小孩携带入场，只好去爬戏院的后墙。裙子都扯破了，土头土脸地翻身落地，却让守候着的售票员一手拎一个人，扔出门外：两个十岁大的女孩。

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放学之后，我把头发卷起来，换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约会，她却只用她纯净的眼睛望着我问："你跟那些男生谈些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欢我。

《野火集》的个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来。龙应台特别瞧不[...]

家里希望我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光耀门楣，是为我好，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告诉我出外坏人多，不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是担心我上当；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叮吟我不可随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祸上身，是怕我吃亏，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教导我不可乱说话，"小孩子有耳无嘴"才不会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设想，我更不会因此生气。

于是，我现在努力读书，将来努力赚钱，大家都会说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欢打抱不平，整天社会国家的人，虽然急公好义，到头来不是被排挤就是被看成异端，不得善终。日常生活里，每一个聪明人都是快快乐乐出门，不乱听言论，不乱说意见，不乱帮助陌生人，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鸟才会去救人之难，去谈论批[...]

再谈"幼稚园大学"

龚鹏程

拜读龙应台先生《幼稚园大学》（三月十四日"人间"副刊《野火集》专栏）一文之后，感触良多。龙先生的野火烧得很炽烈，对国内高等教育的困境，也批评得很生动。但是我个人有些不太相同的看法。

龙先生认为国内大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是严重缺乏。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办教育的人，在生活上采取"抱着走"、在课业上采取"赶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采取"骑着走"的态度，不能把学生当做一个成人来看待。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相当正确的。

然而，大学教育的问题，其实并不如此单纯。整个机构、制度、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乃至学生本身，都与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社会之组织与规范来说，如果[...]

中国人当然不生气

罗肇锦

一个人的人格成长，受家庭影响最大，而家庭的观念又被社会上的风习和制度所支配。这里仅从家庭与个人这个关系面来看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常说"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为中心的家族社会，所以家族的观念左右着个人的行为，家族长辈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个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标。如此一代传一代。反复实施，才造就今天这种"不会生气"的性格。这种性格相袭传衍太久远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无自觉，只知接受而没有是非，只懂得"照着做"却说不出"为何做"的道理。当然对他所做所为更无所谓生气或不生气了。所以中国人是"不会生气"的民族。譬如：[...]

學校不是軍隊，訓導人員不是沒有大腦的機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斷。以"隻是執行上面規定"爲藉口，隻有兩種可能：其一，他或許真的沒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許有思考能力，但沒有勇氣去質疑這個框框或改變這個框框。不管前者或後者，這樣的人怎麽有資格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沒有思想、沒有膽識的機器人能教出什麽樣的下一代？

歸根究底，當然要問：是誰作的框框與剪刀。除了位高權重的教育決策者還有誰？但是這些部長、廳長、局長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才上任幾年，這個框框是傳統移交下來的，不是我，是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