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西方社会的某些人在公开地批判种族主义。然而,许多(也许是大多数)西方人私下里或下意识地在继续接受种族主义的解释。在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里,仍然有人在公开提出这种解释,而且是毫无愧疚之感。甚至是受过教育的美国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每当提起澳大利亚土著这个话题时,总是认为澳大利亚土著的身上有着某种原始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肯定与白人不同。在这些土著的仍然健在的后裔中,有许多人虽然在欧洲人殖民时代活了下来,但现在却发现在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中难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总之,疾病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而病菌则通过自然选择适应新的宿主和传病媒介。
托尔斯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得到幸福,婚姻必须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两性的吸引、对金钱的共识、对孩子的管教、宗教信仰、三亲六眷,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在所有这些基本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可使婚姻毁掉,即使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样不少。
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明了某个民族怎么会统治另一民族的,那么这会不会就是为这种统治辩护呢?这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在今天试图改变这种结果可能是徒劳无益的呢?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一种把对原因的说明同为结果辩护或承认结果混为—谈的普遍倾向。怎样利用历史的阐述是—个和阐述本身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了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了解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要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要努力去了解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为什么精神病学家要努力去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这些人之所以去调查研究,并不是想要为谋杀、强奸、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以及疾病进行辩护。相反,他们[...]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因此,必须把种族主义素来的那种臆断颠倒过来。欧洲人尽管在遗传方面存在着不利条件,而且(在现代)他们在成长中也毫无疑问存在着不利条件,那么为什么他们最后却能生产出很多货物?而对于新几内亚人,尽管我相信他们具有较高的智力,但为什么他们最后在技术上还是那样原始呢?
怎样利用历史的阐述是—个和阐述本身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了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了解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
中国除了8种“大”语言——官话及其7个近亲(常常只是被统称为“中国话”),说这些语言的人从1100万到8亿不等——还有130多个“小”语种,其中许多语种只有几千人使用。所有这些“大”、“小”语种分为4个语族,它们在分布密度上差异很大。
官话及其亲属语言,它们构成了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连续分布在中国的华北和华南。人们可以从中国东北徒步穿行整个中国到达南面的东京湾,而仍然没有走出说官话及其亲属语言的人们所居住的土地。其他3个语族的分布零碎分散,为一些“聚居区”的人们所使用,被说汉语和其他亲属语言的人的“汪洋大海”所包围。
特别分散的是苗瑶(亦称曼一勉)语族的分布,这个语族包括600万人,大约分为5[...]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中,除一国外,其余都是不久前实现政治统一的民族大熔炉,仍然保持着几百种语言和种族群体。例如,俄国曾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小小的斯拉夫国家,直到公元1582年它才开始向乌拉尔山脉以外的地区扩张。从那时起直到19世纪,俄国开始并吞丁了几十个非斯拉夫民族,其中许多民族仍然保有自己原来的语言和文化特性。正如美国的历史就是关于我们大陆的广大地区如何成为美国人的地区的故事—样,俄国的历史就是关于俄国如何成为俄国人的俄国的故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也是不久前的政治创造(或者就印度的情况而言是政治再创造),它们分别是大约850种、670种和210种语奋的发源地。
近代民族大熔炉这一[...]
外来移民仅仅是恢复美洲保持了数千年之久的种族多样性而已。在欧洲人定居前,美国大陆是数以百计的印第安部落和语言的发源地,只是在最近的几百年内才受到单一政府的控制。
在传统的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人比不那么聪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脱导致高死亡率的死因。然而,在传统的欧洲社会中,流行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纳差异与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取决于人体化学细节的遗传抵抗力有关。例如,血型为B或O的人比血型为A的人对天花有更强的抵抗力。就是说,促进智力基因的自然选择,在新几内亚比在人口稠密、政治上复杂的社会可能要无情得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人体化学组成的自然选择反而更有效力。
新闻记者总是要求作者用一句话把篇幅很长的书加以概括。对本书来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事实上,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工业化国家就一定比狩猎采集部落好。,不认为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来换取以使用铁器为基础的国家地位就是代表“进步”,也不认为就是这种进步为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根据我在美国城市和新几内亚村庄不同的生活体验,我的印象是:所谓的文明的福祉是由正反两方面的因素构成酌。例如、同狩猎采集部落相比,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好的医疗照顾,他们被人杀害的风险较低,他们的寿命也较长,但他们从朋友和大家庭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却要少得多。我对人类社会的这种地理差异进行调查研究的动机,不是为了赞美一种类型的社会和贬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而完全是为了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2)台湾岛(公元前3500年)(4a)婆罗洲(4b)斯里伯斯岛(4c)帝汶岛(公元前2500年左右)(5a)哈尔马赭拉岛(公元前1600年左右)(5b)爪哇岛(5c)苏门答腊(公元前2000年左右)(6a)俾斯麦群岛(公元前1600年左右)(6b)马来半岛(6c)越南(公元前1000年左右)(7)所罗门群岛(公元前1600年左右)(8)圣克鲁斯群岛(9a)斐济(9c)汤加(9d)新喀里多尼亚(公元前1200年左右)(10b)社会群岛(11a)土阿莫土群岛(公元元年左右)(11d)马达加斯加(公元500年)(13)査塔姆群岛(公元1300年)
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一种把对原因的说明同为结果辩护或承认结果混为—谈的普遍倾向。怎样利用历史的阐述是—个和阐述本身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了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了解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要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要努力去了解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为什么精神病学家要努力去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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