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这个词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别无选择。

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尽管统一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甚至连汤因比都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

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在对外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价格，即“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以控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如果要鼓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天下高而我下”。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

钱穆尝言，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此论只合适明清，从西汉至宋元，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为强盛。

东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上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是比较研究中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欧洲在古希腊和西罗马时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后，大小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庄园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续下滑，到14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有四个“巨型城市”，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和热那亚，但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人。欧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则与工业革命有关。而中国，从西周到宋元，一直处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状态中。根据赵冈的研究，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达到

跟历代所有主张国营化政策的人士一样，刘彤的立论之本是“夺富济贫”，而实质还是增加国家财政收人。玄宗令朝臣讨论刘彤之议，大家都觉得“盐铁之利甚益国用”，于是设立机构，“检校海内盐铁之课”，不过这一专营政策只执行了十年左右，到开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盐池之外，其余盐铁产地“无须巡检”，再度放还民间。

白寿彝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一文中细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变：在北魏初期，河东郡的盐池原归官府所有，以收税利，后来罢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拥有；孝文帝延兴年间（471—476年），朝廷复立监司，再收税利！到了宣武帝时期（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龟年间（518—520年）又归国有，“其后，更罢更立”，数次反复。隋文帝立国，宣布罢禁之令，唐朝则衍续隋制，达一百多年之久。

到了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大臣刘彤上《论盐铁表》，重新拾起专营之议。在他看来，把山海之利放于民间，只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所以应该收归国有，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

从公元618年开国到742年（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政权对工商业的宽松政策衍续百余年，其中也颇多反复与争议。

《新唐书》记载一事；公元703年，当时执政的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关部门要求重新课征关市之税。一位叫崔融的大臣当即上书制止，洋洋洒洒地提出了“六不可”，其核心意思是，若征了关税，必然增加民间负担，阻碍商品交易，最终会造成社会动荡，政府得不偿失。武则天采纳其意，打消了课征的念头。

对于盐铁之利的争论则更大。

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

可是他们已经世代衰微，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现在定氏族，是要推崇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么能以崔家为第一等！”于是，他亲笔朱批，提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在他的干预下，天下姓氏合二百九十三个，共分九等，崔家降为第三等。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 中评论道：“尽管太宗这种公开羞辱的做法有点牵强，不过其宗旨正在于打击世族势力，否定血缘阶级。”

正是在制度和公众观念的双重催动下，世族门阀的力量逐渐蜕化，中国社会自此完成了从世族形态到士绅形态的转型。所谓的“富贵不过三代”，确实是唐宋之后的景象，乃对平民社会的一种另类描述。

此外，唐太宗还在服饰上对各种身份的国民进行区别，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绿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穿白色的，军士穿黄色的，而商贾则必须穿黑色的。

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过去数百年间，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困扰着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刘秀“度田”，不了了之，东汉政权的羸弱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纷乱，莫不与此有关。直到科举制出现，才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唐太宗对世族力量的打击可谓不留情面。有一次，礼部修编《氏族志》，以传统的世家大族崔家为第一等，太宗大为光火，他说：“我跟山东的崔家、卢家也没有什么旧嫌，[...]

在这个由“规 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进而放弃 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曾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 层在中闰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社会精英中的第三个集团——商人阶层，则仍然被排斥在外。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紧闭商贾从政之门。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也主张将商人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嘱咐重臣房玄龄：“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准备的，那典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