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太深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我也曾有，但是我觉得希望还是有。你最后那个设想农民是不是要靠暴动来推翻农村的这种局面，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下农村，感觉农村对暴动不是很强烈。农民怨气很大，但是由怨气到组织起来暴动，这个路还很漫长。我认为传统的农民一般是不会因为压迫太甚而暴动，而是因为统治没有规范而暴动。比如说征税很重，100斤的收成我征农民90斤，只要是今年90斤，明年90斤，以后还是90斤，他是不会搞暴动的，他会想办法增产、搞副业，农民最担心的是你今年征30斤，明年征40斤，最怕你今年征5次，明年征8次。农民如果不变成“流民”，或者叫“流氓无产者”参与，一般是不会暴动的。像大运动时期，全家全[...]

张鸣：这个问题提得特别专业。实际上，涉及到经济学、法学问题我解决不了。以前我是回避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不能回避了。实际上，法权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导权就变成了所有权，土地的国家所有制是什么概念？实际上是在国有土地前提下，政府和大资本在剥夺农民，农民任何抵抗力都没有。私有化的时候把土地变成集体所有，后来又变成国家所有，法理依据何在？根本就没有道理，说不出道理，凭什么就剥夺了呢？这不是我们自愿的，我们说是欢天喜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根本不是，实际上多数农民是不希望合作化的，他希望私有。现在从事土地工作的同志都不同意土地私有化，但就目前来讲，我觉得与其还让土地国有，不如私有化，至少让农民有一点权利[...]

我们的政权、行政机构已经公司化，已经是公认的，政府像一个公司。公司是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是要靠实力。

国家经济起飞了，农村反而衰败了。这些是内在的危机，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各种经济危机一个内在的需要导致的。

在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里，红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习惯里，只有最高大，最纯洁、完美无缺、最不可思议的英雄才配称革命人物，这样的人物，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一路走来，都完美无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红色，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可以称作红色经典，

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清朝是个官员做奴才的朝代，满人见了皇帝和上司，自己就称为奴才，汉人臣子，虽说不称奴才，要称臣和卑职，

在当代中国，自从计划经济告别历史舞台之后，新生的企业家阶层，似乎依然无师自通地在袭承前辈商人的故技，他们对于依靠自身力量改造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不感兴趣，对市民运动畏之如虎，反而特别热衷跟官府和官员个人的私下结合，从找保护伞到寻租，实际上随着最终可能仅仅是舔上一点官员吞噬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余沥。为了在国家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更好地跟官员拉关系，某些商人对上党校学习和参加某些重点高校的高级管理班特别有兴趣，其主要目的，无非是力图跟官员有机会接近，建立“同学”关系，最终在双方的交易中，加大保险系数，让官员更放心。不消说，从这些行为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嗅出昔日“会馆”的陈年霉味。

“首县十字令”，上面是这样讲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张伯驹的这段名言，脱胎于清朝官场的清客十字令：“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

张伯驹曾经跟他说过，人在世上混，得有四样本事：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斤黄酒，四圈麻将。

这种反动，如鲁迅先生所言，是由于社会生活虚伪的太厉害，老实人太认真，结果受不了，于是当了愤青。

经过春秋的乱世，让乱臣贼子们一通乱闹，给闹坏了（礼崩乐坏），中间出来个孔子做《春秋》，据说是让乱臣贼子惧，可惜没有人惧，越闹越大，到了战国，这个世界已经天地翻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