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0年，美国情报部门全面掌控了美国在欧洲的文化交流和信息项目。在美国驻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军政府（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美国占领区内享有绝对的媒体、文化控制权）情报分支机构的协同下，美国情报部门开始地位上升，可以对西欧的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力。到了1953年，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的海外文化项目（不包括秘密资助和私人基金会在内）雇用了1 3000人，耗资1.29亿美元，大部分花费在对西欧知识分子精英的洗脑大战上。

共产党媒体所号称的“为和平而战”，在文化“阵线”上开演为“书之战”（注意该词具有显著的列宁主义语言的军事化特征）。第一次交锋是在1950年早春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著名的共产党作[...]

共产党媒体所号称的“为和平而战”，在文化“阵线”上开演为“书之战”（注意该词具有显著的列宁主义语言的军事化特征）。第一次交锋是在1950年早春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著名的共产党作家们——艾尔莎·特里奥莱、路易·阿拉贡——在外省许多城市巡回演讲，签名售书，展示共产党世界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这对提高共产党的声誉并无帮助，战后法国两本最畅销的书是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在1945-1955的10年间销售达42万册）和维克多·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同一时段里卖了50.3万册）。但显然这次活动的关键不是在卖书，而是提醒读者和其他人士：共产党人代表着文化，法国的文化。

美国的反应是建立“美[...]

在文化方面，共产党根本没必要抢占先机。由于害怕受美国统治、失去国家自主权和机会，使各种政治派别和没有政治派别的男男女女们投入了“进步”阵营。相比贫困而需要依赖的西欧，美国显然是个经济占强势而文化蒙昧的国家：这是一种致命的组合。1949年10月——马歇尔计划实施的第二个年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正在最后筹划中——法国文化批评家皮埃尔·伊曼纽尔告知《世界报》的读者们，美国赐给战后欧洲的主要礼物就是……阳具；即使在司汤达的土地上，“阳具也正在变成上帝”。3年后，《精神》杂志的基督教编辑们提醒读者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警告过大家：美国文化冲击欧洲各民族之间的精神和道德的内聚力，危害我们的国家福祉。”

同时[...]

阿尔贝·加缪——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短期加入共产党后又很快退了出来——经过战争洗礼后，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变成了一个在抵抗运动中坚信要和共产党、社会党及任何形式的激进改革者合作的人。1944年3月，他在阿尔及尔写道：“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专制独裁的开始。”

加缪最初产生怀疑是在战后法国清洗运动和公审时期，共产党以抵抗运动党的名义实行强硬路线，要求对几千名真正的和假想中的通敌者实行驱逐、监禁和处死。接着，从1947年起，知识分子的政治忠诚道路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加缪发现自己开始日益怀疑他的政治盟友是否有良好的信仰——刚开始时是出于习惯，以及为了维护统一，他想抑制这种怀疑。1947年6月[...]

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兴奋，是希特勒和（尤其是）自由民主所无法奢求比拟的。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其规模，在地域上带有异国情调，而且具有英雄主义色彩。1950年，雷蒙·阿隆评论说：“令人可笑和惊诧的是……欧洲左翼居然把一个金字塔建造者看成了它的上帝。”但真有这么令人惊异吗？让-保罗·萨特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就是个恰恰在“金字塔建造者”发动其最后的疯狂计划时受共产党吸引达最深状态的人。关于苏联正在追求一项伟大事业的想法，它的勃勃雄心为其缺点找到了借口和辩护理由，这些都对那批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法西斯主义与生俱来的罪行成了它集中攻击的目标。但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毋庸置疑[...]

罗塞特的证人名单包括各种对苏联监狱制度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值得高度信赖的专家，尤以玛格丽特·布伯-纽曼的证据最具戏剧性，她证实说自己不仅在苏联集中营里呆过，还住过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间是在1940年斯大林把她转交回纳粹手里后，这是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发生的小小变更。罗塞特赢得了这场官司。他甚至还在同时代人的良心和意识里烙下了一些印痕。在1950年1月的最后判决宣布以后，莫里斯·梅洛-庞蒂承认“要集中所有事实来质疑苏联体制的意义所在”。西蒙娜·德·波伏瓦感到完全有必要在她的影射小说《名士风流》中加入一段主人公们在听到关于苏联集中营的消息后发生的系列痛苦争论（但是出于溢美之目的，她重新[...]

但是，另一场审判却令人很难忘却。1949年11月12日，在布达佩斯对拉兹罗·拉吉克执行处决的4周后，戴维·罗塞特在《费加罗文学报》上撰文呼吁那些曾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人们，帮助他探寻苏联集中营的真相。他指出，根据苏联制定的劳动教养法，那些地方并非像官员们所说的是接受再教育的中心，而是为完善苏联经济和刑法体制而建的集中营。一周后，《法兰西文学》再次刊文，共产党作家皮埃尔·达伊克斯和克劳德·摩根谴责他捏造事实，恶意诬蔑苏联。罗塞特为自己名誉受损提出起诉。

这次对抗的人物特别有意思。罗塞特并非克里姆林宫的叛徒。他是法国人，早就是社会党人，有时又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是个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物，又是布痕瓦尔[...]

巴黎本身还进行过两次颇有影响的政治审判。1946年，一位在1944年4月叛逃美国的苏联中层官僚维克多·克拉夫钦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次年5月法国出版了它的法文版，其中关于苏联的大清洗、大屠杀，尤其是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体制的描述，使该书在法国畅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波兰召开会议，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因未能按照苏联新的强硬派路线行事而在会上遭到了指责。两个月后，即1947年11月，共产党的报纸《法兰西文学》连续刊登了系列文章，指出克拉夫钦科的书乃一派谎言，纯属美国情报机构的捏造之作。报纸不断宣传并扩大这类指责，1948年4月，克拉夫钦科终于要求起诉这家报纸的诽谤罪。

这场审判从1949[...]

但是在法国，诉诸暴力手段并不仅仅代表着对近期经历的控制。它也是重现了旧有的传统。对同谋、背叛和叛国罪的起诉，要求严惩罪行，并且转向一种需要一个全新开端的呼声，这些都并不是在获得解放后才开始的。这只是古老的法国传统的重现。自从1792年以来，法国公众生活中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分化扩大并且进一步使国家分成两派：对君主制赞同与否，对革命赞同与否，对罗伯斯庇尔赞同与否，对1830年和1848年的《宪法》赞同与否，对巴黎公社赞同与否。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经历如此漫长而不间断的二元政治，传统历史学强调了这种全民族的革命迷思，又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灌输给了法国的孩子们。

此外，比起西方其他民族国家来，法国的知识[...]

法国的知识分子更推崇，甚至促使在公众政治中实行武力手段。乔治·桑回忆1835年她和一位朋友在塞纳河边散步时，她的朋友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的流血革命，并且解释道：只有当塞纳河的河水染红了的时候，当整个巴黎都燃烧起来、穷人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才可能实现正义与和平。将近一个世纪后，英国散文家彼得·昆奈尔在《新政治家》中描述说：“这种几近病态的对暴力的推崇似乎占据了大批法国作家的心灵。”

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东、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从一开始，它就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和安东尼奥·葛兰西以及20年前的年轻的共产党创始人一样，陶里亚蒂比起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大多数来，确实才华非常出众——智慧超群而受人尊重。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里，该党公开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党的阵营，成为党员或同盟者——并注意在党的言辞中去掉那些可能会不利的话语。事实上，陶里亚蒂有意识地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调整共产主义以迎合意大利知识分子：“一半克罗齐、一半斯大林。”

这一方式获得了独特的成功。这条从克罗齐的自由派反法西斯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道路，被意大利共产党中最聪慧的一批年轻[...]

因此到了1948年，出现了日丹诺夫的“两种文化”论。他坚持认为，一切事情——从生物学到诗歌——都必须采取“正确的”立场，这使得盛行民主的东欧国家尤感诧异。凡是盲从的知识分子，都一直紧跟党的路线，无论如何，这种采取压迫手段和保持正统信仰的路线，是早在苏联成立之前就由来已久的传统做法，但是对于那些刚从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转型过来的国家而言，却显得比较艰难了。在19世纪的中欧，在知识分子和诗人中间形成了一种代表民族发言的习惯和责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以前他们代表的是抽象的“人民”，现在却在更多时候成了（真实的）暴君的文化喉舌。更糟糕的是，他们即将成为被选中的牺牲品——作为世[...]

虽然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追随者的覆灭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写作和表演的内容，它们的基调却没有大的变化。法西斯分子世界末日式的紧迫感；他们所采用的暴力和“终极”手段，仿佛真正的变革必定需要经历彻底的毁灭；讨厌对自由派的“伪善”和妥协；热衷于二元选择（赞成或反对，革新或颓败）：这些冲击力同样可以很好地服务于极左派，而在1945年后它们的确如此。

强加于身的苏联方案而非德国模式，使得不堪一击的欧洲东半部脱离了欧洲大陆的主体。但当时的西欧人本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当然，德国人除外，他们的国家直接受到欧洲分裂的影响但却无权对此大声抗议。大部分西欧人都对东欧的消失漠不关心。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对此习以为常，并且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国内的巨大变革中去，因此很自然，需要有一道贯穿巴尔干半岛到亚得里亚海岸的不容渗透的武装防线。但对那些位于防线东部的人来说，似乎被向后推向了一个灰暗的被自己大陆所遗忘的角落，任由一个并不比他们好多少的半陌生的外来强国宰割，这个强国靠着剥夺他们日益减少的资源、衰退的历史而过着寄生生活，自己也慢慢逐步走向停滞[...]

审判和清洗，伴随着大量不切实际的长篇大论，贬损了东欧公众中仅存的一些良知。政治和政府变成了腐败和专制压迫的代名词，受操纵并服务于一批贪赃枉法之徒，他们内部之间又互相猜忌着、害怕着。但是，当时的暴政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世俗特点：竭力以平等和社会进步的赞歌形式来推行老式专制，这种假面具曾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寡头统治集团及纳粹侵略者们所不齿。并且，这又是一种为了某一外来势力的单独利益而采取的暴政形式，这使得苏联的统治在苏联以外的国家里遭到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