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到了1948年，出现了日丹诺夫的“两种文化”论。他坚持认为，一切事情——从生物学到诗歌——都必须采取“正确的”立场，这使得盛行民主的东欧国家尤感诧异。凡是盲从的知识分子，都一直紧跟党的路线，无论如何，这种采取压迫手段和保持正统信仰的路线，是早在苏联成立之前就由来已久的传统做法，但是对于那些刚从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转型过来的国家而言，却显得比较艰难了。在19世纪的中欧，在知识分子和诗人中间形成了一种代表民族发言的习惯和责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以前他们代表的是抽象的“人民”，现在却在更多时候成了（真实的）暴君的文化喉舌。更糟糕的是，他们即将成为被选中的牺牲品——作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