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其公民就业和福利问题影响力日益增大，随之而来的是对公民在道德和观点上的权威性逐步削弱。当时并不认为这两者相矛盾。支持欧洲福利国家的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人士认为，原则上政府没有理由不去关注人民的经济和医疗福利、不去保证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康乐，同时坚决认为不应该干涉民众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事务（诸如宗教信仰和性、艺术品位和判断等等）的观点和实践。德国或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对于其国民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关注仍然是合法的，他们不太愿意做这种区分，尽管他们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去适应这一切。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整个西欧的公共权力（部分地除斯堪的纳维亚外）仍然对个人事务和公民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