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造型艺术思维》曾自认为很有道理地拒绝过我的文章呢；此外，对我来说，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这个姓，还跟克拉拉，跟那瓶斯利沃维什酒，跟一个美妙的夜晚密切相连呢。无论如何，我不会否定它，那样做不人道，我只需伸出一只手，掰着手指头数，就能数出有谁把我当作“独一无二的权威”，甚至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够了。为什么要把这个惟一的崇拜者变成我的敌人呢？

电话说到最后，我使用了一些巧妙而又含糊的措辞，让我们两人谁都以为其中的意思很明白，卡劳塞克认为是一种承诺，而我认为是一种脱身之计。我挂了电话，拿定主意，坚决不写那篇关于扎图莱茨基先生论文的阅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