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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扎图莱茨基夫人在何等程度上注意到我的解释，在何等程度听取它，理解了它。她乖乖地坐在她的扶手椅上，像一个士兵那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知道自己绝不应该擅离岗位。我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随后，她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两只透明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用一种干巴巴的嗓音请求我原谅她。但是我知道，她并没有丧失对她丈夫的信任。她并没有责怪谁，她只责怪她自己，因为她没能够驳斥我的论点，在她看来，我的论点实在太晦涩，太难懂了。她穿上了她的军大衣，我明白，这个女人是一个士兵，一个彻头彻尾的士兵，一个忧郁而又忠诚的士兵，一个被长期的战役拖得筋疲力尽的士兵，一个无法理解命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