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终于在六十五岁那一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男孩子被批准参加小足球队时的笑容。这个迟来了三十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的意义: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他人证明,我才是我。

人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地离开集体;文明的演进只是使个体在社会中的排列组合趋于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

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毁的明证。

教室中,手电光彻夜兴奋地晃来晃去,议论声低低的到黎明才渐渐沉寂。我还记得换岗时的口令,第一个说:保卫!第二个说:革命!孩子做起游戏来比教他们的成人认真,是他们以为游戏就是人生。

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伏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而且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以他的姿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

一个旧梦随风雨而逝,永远不再。一九八六年,我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内,注视西方人于一八九三年拍摄的旧京城墙照片,回想它延伸阔大的雄姿,不胜唏嘘。

至此,精神和物质的旧墙均已归于消灭。从不设防的国度中醒来的人们,看到空旷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红太阳,在短暂的幕间休息之后,天国的钟声又响了。

但是,以“城墙妨碍首都建设”为名,计划终于变成现实。在现代化机械的频频击打之下,木石俱下,烟尘大起,顿成废墟。被分段拆除的城墙,砖石今已不知去向,少量的可以发现于民间的鸡窝兔舍。传说:在明初重修城墙时,工匠曾用熬熟的米汤和泥浇铸,以求坚固,可见毁城工程的艰难浩大。多在夜间操作的轰轰机声未能惊醒北京人,而城市从大梦中醒来时已成裸体。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

宗教的脆弱,是中国的一大问题。四十年来对宗教,害处听得多,好处听得少,是宣传的一大特色。一来因其与“无神论”的主义相悖,有碍“思想统一”,二来恐其“与党争民”,所以不能容忍。其实,气度恢宏的统治者,深谋远虑,总会意识到宗教维系精神、稳定社会的好处,而加以保护。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曾经遍布禅林的北京,僧众流散,寺庙荒凉,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后出生的少年来说,宗教几乎等于旧世界的代名词了。

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压迫本身代代不绝,只是对象换了。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

我在三十二岁那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而正式开始练习写小说，是三十岁那年的事。当初将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记录下来时，没想过今后会怎么发展。又因为这些“东西”确实是从内部涌出来的，所以也无从预测它的趋势和方向。十六年过去了，残雪已成了一名熟练的写手。现在回过头来看，残雪的作品的确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同一般的强烈的趋势和从渐渐明确到坚定不移的方向感。一切就像鬼使神差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尝试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小说，也尝试过写诗，但通通失败了，我笔下的作品无法令自己满意。也许那时在下意识里，我已经感到了，我要写的东西不在大家公认的这个世界里。它在哪里呢？那个另外的世界？我两眼茫茫，但我内心在跃跃欲试。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