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能宽恕（因为侮辱我的人也许会根据自然规律揍我一顿，而对自然规律是不能宽恕的），也不能忘却（因为尽管忘却也是自然规律，但毕竟很气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正派人最爱谈什么呢？

回答：谈自己。

我告诉你们谁能活过四十岁：傻瓜和坏蛋。

十九世纪的聪明人应该而且在道义上必须成为一个多半是无性格的人；有性格的人，活动家——多半是智力有限的人。

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

聪明人绝不会一本正经地成为什么东西，只有傻瓜才会成为这个那个的。

我受过良好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很迷信。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

有一种说法：社会学的主流是非理论的。

我大概就属于这个主流。自从在美国学了社会学，就对理论产生了反感，后来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论上的残疾人"。当然，我不应当拿北美社会学的实证主流为自己辩护，不喜欢理论本是我内心的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长大的环境为自己辩护

--我总觉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人犯了一种"理论过多症"，各种所谓"理论"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连二十岁的大学生都言必称"主义"。记得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说起话来怎么总爱用些大名词。的确，就像一个人因为吃某种东西太多吃伤了一样，我对理论就有这种感觉。[...]

现在我要闭上眼睛，堵上耳朵，脱离开我的一切感官，我甚至要把一切物体性的东西的影象都从我的思维里排除出去，或者至少（因为那是不大可能的）我要把它们看做是假的；这样一来，由于我仅仅和我自己打交道，仅仅考虑我的内部，我要试着一点点地进一步认识我自己，对我自己进一步亲热起来。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这就是说，我是一个在怀疑，在肯定，在否定，知道的很少，不知道的很多，在爱、在恨、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因为，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即使我所感觉和想像的东西也许决不是在我以外、在它们自己以内的，然而我确实知道我称之为感觉和想象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其仅仅是思维方式来说，一定是存在和出现在我心里的[...]

革命往往把背叛家庭作为一种骄傲，强调和鼓励对党和主义的忠诚。而一个缺乏家庭信任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社会，必然像残酷的地狱，而人间最重要的则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爱，以及普天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爱。

当我不得不管时，恰恰有制度在先，不是对人，而是对事，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会因对事的处理而无法面对，公平的制度让双方的对立不影响人与人的好恶关系，也不损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可以做到换位思考、换位处理，做到人情、友谊长存，这已成为我做人的原则，也是华远“亲兄弟，明算账”的一种企业文化。

华远的人文关怀更多地体现在大锅饭的福利和论资排辈的平等待遇及住房分配上

“我没看见。有两个仆人看见了，他们回忆说弟弟抬起头，像是看到了空中的什么东西，紧接着整个身子就像是被风吹着往前飘去。有个仆人说他摔下去的时候正要说什么，我也觉得他有话要说，可惜那会儿我从窗口走开了。我刚背转过身，就听到了他摔下去的声音。”吸血鬼瞥了一眼录音机，继续说道，“我无法原谅自己，我觉得他的死是我的过错，其他人似乎也都这么认为。”

我的意思已經向殿下告禀過了；我也已經指着我們的聖安息日起誓，一定要照約執行處罰；要是殿下不準許我的請求，那就是蔑視憲章，我要到京城裏去上告，要求撤銷貴邦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