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韦国清受到冲击，胡志明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如果你们不要韦国清，我们欢迎他到越南来工作。此事一时传为佳话。韦国清很快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恢复了工作，先后担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1955年2月，还在越南处理军事顾问团回国事宜的韦国清被任命为广西省省长。同年9月，他作为公安军副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韦国清归国就任广西省省长，除主持广西的政府工作外，继续负责援助越南的大量工作。

武元甲果然完成了战争回忆录。在整本回忆录中，武元甲很少提到中国的帮助或者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抗法战争中的贡献。但是，在全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表露的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赢得奠边府战役胜利的那一年，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不过42岁。此后他长期担任越南的国防部部长，军衔一直是大将。他是越南抗美战争的主要指挥者之一，最后欣慰地看到了自己的士兵将胜利的旗帜插上西贡的总统府，最终实现了祖国的统一。在那以后，他经历了与中国的边境冲突。当20世纪80年代就要过去的时候，武元甲主张改善对华关系，他于1990年9月来到中国，为改善中越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12月24日，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撤销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和改派军事专家的决定》，对在越军事专家的工作任务、领导关系和派遣程序等作了规定。“决定”指出：“在越军事专家的任务，主要是帮助越南人民军的军事训练工作和带专门性的各项业务技术工作。凡有关方针、政策性和原则性的问题，以及人民军内部的行政人事事宜，均不属于专家工作范围。”军事专家的派遣，由越方根据工作需要，拟订聘请专家的计划，由越南政府或劳动党中央向中国政府或中共中央提出聘请。中国“在越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统归我驻越大使馆武官处领导”。

根据中方意向，劳动党中央专门开会讨论了两次，同意中国的方案，赞成今后再行聘请中国顾问。但越方仍认为，在军事系统最好不采取公开聘请的办法，还希望继续以秘密方式请中国军事顾问帮助工作。

武元甲将军于越南停战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奠边府》，是在奠边府战役总结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从战略和战役指挥的角度对越军取得奠边府大捷的原因进行了阐述。越军奠边府战役的许多参加者很快撰写和发表了回忆录，从不同角度描述这场关键性的战役。然而，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几乎都没有提到这场战役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军事顾问——也没有谈及越军的重炮装备和熟练炮手都是怎么来的。事实上，越军有了重炮和高射炮兵，是他们获得奠边府大胜的重要原因

舆论认为，奠边府战役中，武元甲将军当推首功。武元甲事后著文论述奠边府战役的成功，认为使越军克敌制胜的因素中，最关键处有两点：越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有高昂的士气。武元甲没有提到中国军事顾问和中方援助在抗法战争中的意义，没有提到中国顾问们在奠边府前线和后方都做了些什么。

面对奠边府战役的结局，人们观察、思考了几十年，特别是西方人士一直在讨论，越军胜在何处？法军败在哪里？

越军在奠边府战役中总共歼敌16600余人，改变了印度支那战场的军事力量对比，越方亦付出了重大牺牲。越军总部在战役后不久统计，前线官兵总共伤亡、失踪13956人，其中阵亡和失踪4832人，伤9124人。还有一部分后勤民工在运输线上献出了生命。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数字，特别是阵亡人数大大低于当时和以后许多西方军史专家的判断。

包括德卡斯特里将军在内，越军在奠边府共俘虏了10903人（其中包括伤员）。根据越军总部和中国军事顾问团共同商定的方案，战俘按国籍编队，军官和士兵分开，每50人为一队，由越军步兵看押，迅速离开奠边府，朝设在越南北部丛林中的俘虏营走去。

在奠边府战役中，法军总共阵亡了3000多人，其中包括2000余名法籍士兵。除阵亡者外，至少有6452人负伤。由此判断，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总共伤亡9000多人。

为期八年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给法国带来了惨重损失。战争耗费了整整3万亿元旧法郎，共有9.22万名法军官兵战死疆场，还有1.14万人负伤，2.8万人被俘。在此期间，法军军官的四分之一投入印度支那战场，每年阵亡的军官人数是圣西尔军校毕业生数目的两倍

1954年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奠边府战役的胜利结局为日内瓦会议中东方阵营取得预想结果奠定了基础。

胡志明援笔亲自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报捷电：“我们知道这一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越南人民和英勇的人民军的胜利，是各兄弟党忘我援助的胜利。今后我们愿以‘胜而不骄，不主观轻敌’的精神，更加努力地争取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