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问绝无半分私心。我说几句话，众位信是不信？”

父亲十六岁时便随先祖去川沙，并由先祖延聘塾师，教授诗文。父亲因为十分聪颖，早为其有志为学的伯父［星五公］所赏识。他认为有这样资质的青年子侄，实在不应该在一个小茶叶店里埋没了。所以父亲被家中长辈特地选出，让他专心读书，以便参加科举。

可是这时正值洪杨起事之后，内战的烽火已日益迫近。当洪杨于1850年在金田村发难之时，父亲才九岁。1853年太平军进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并以南京为“天京”。数年之内，太平军数度侵入皖南徽州山区，焚掠迨遍。1860年我绩溪县亦为太平军所焚掠，一连三载，父亲和邻居亲友均率领家属到高山里去避难，并据险自卫。

此人一遇上便尽找我岔子的挑眼，莫非跟我有旧怨？

这封便是马副帮主马大元的遗书。大元的曾祖、祖父、父亲，数代都是丐帮中人，不是长老，便是八袋弟子。我瞧着大元自幼长大，他的笔迹我是认得很清楚的。这信封上的字，确是大元所写。

对倒（短篇小说）

1

一零二号巴士进入海底隧道时，淳于白想起二十几年前的事。二十几年前，香港只有八十多万人口；现在香港的人口接近四百万。许多荒凉的地方，变成热闹的徙置区。许多旧楼，变成摩天大厦。他不能忘记二十几年前从上海搭乘飞机来到香港的情景。当他上飞机时，身上穿着厚得近似臃肿的皮袍，下机时，却见到许多香港人只穿一件白衬衫。这地方的冬天是不大冷的。即使圣诞前夕，仍有人在餐桌边吃雪糕。淳于白从北方来到香港，正是圣诞前夕。长江以北的战火越烧越旺。金圆券的狂潮使民众连气也透不转。上海受到战争的压力，在动荡中。许多人都到南方来了。有的在广州定居，有的选择香港。淳于白从未到过香港，却有意移居香港。这样[...]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 ，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 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 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 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 的有效率的社会。

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

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惟一的一次 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

不产 生强烈的责任心呢？

说到第二种梦，情形就很不同了。我想把这种梦的范围和含义扩大一些，举凡组成一 个人的心灵生活的东西，包括生命的感悟，艺术的体验，哲学的沉思，宗教的信仰，都可归 入其中。这样的梦永远不会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接现实，在此意义上不可能成真。但也不 必在此意义上成真，因为它们有着与第一种梦完全不同的实现方式，不妨说，它们的存在本 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现实，这样的好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真。对真的理解应该宽泛一 些，你不能说只有外在的荣华富贵是真实的，内在的智慧教养是虚假的。一个内心生活丰富 的人，与一个内心生活贫乏的人，他们是在实实在在的意义上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第二种梦，它的内容与实际无关，因而不能用能否变成现实来衡量它的价值。譬如说，陶渊 明梦见桃花源，鲁迅梦见好的故事，但丁梦见天堂，或者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梦见一片美丽的 风景。这种梦不能实现也不需要实现，它的价值在其自身，做这样的梦本身就是享受，

第一种梦，它的内容是实际的，譬如说，梦想升官发财，梦想娶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或

嫁一 个富甲天下的款哥，梦想得诺贝尔奖金，等等。对于这些梦，弗洛伊德的定义是适用的：梦 是未实现的愿望的替代。

事实上，我们一生都在等待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生活就在这等待中 展开并且获得了理由。等的滋味不免无聊，然而，一无所等的生活更加无聊。不，一无所等 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无所等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等，等那个有所等的时刻到来。一个人到 了连这样的等也没有的地步，就非自杀不可。所以，始终不出场的戈多先生实在是人生舞台 的主角，没有他，人生这场戏是演不下去的。

尽

管等 常常落空，但是等本身就为一天的生活提供了色彩和意义。

说起等的无聊，恐怕没有比逆旅中的迫不得已的羁留更甚的了。所谓旅人之愁，除离愁、乡 愁外，更多的成分是百无聊赖的闲愁。

等在命运之门前面，等的是生死存亡，其心情是焦虑，但不乏悲壮感。等在生计之窗前面， 等的是柴米油盐，其心情是烦躁，掺和着屈辱感。前一种等，因为结局事关重大，不易感到 无聊。然而，如果我们的悟性足以平息焦虑，那么，在超脱中会体味一种看破人生的大无聊 。后一种等，因为对象平凡琐碎，极易感到无聊，但往往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小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