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发现徽因读书很多，他们常常谈及一些作家作品。这些谈话让他兴奋。他感到，徽因的可爱不仅在她的外貌，更在她活泼跳跃的思维，明澈清新的识见。她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和悟性超出了她的年龄。

徽因的表达能力极强，她的北京话略带一点儿福建口音，而她的英语则是地道的牛津音，发音吐字有音乐感，听上去舒服极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徐志摩发现自己来林寓不仅仅是为了找林宗孟，而是想见到徽因，想和徽因说话。

随着与林长民交往的深入，徐志摩和徽因也熟了起来。他发现，这个梳着两条垂到肩膀的细细辫子、像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不仅长得俊秀可爱，而且是个可以对话的朋友。

没有比它更不像斑马的了，人们却称之为斑马线。

尽管肉体只是根据我们形形色色的DNA结构排列而成的细胞集合体，那些见到我们的人总禁不住会看出它所包含的意义和性格。出于一种可悲的谬误，他们可以把我们的容貌称为美丽、尖酸、老实或是可爱，这就同诗人根据自己情感上的标准，将一些没有生命的风景贴上种种标签一样，不是说这座山“雄浑”，就是说那条小溪“欢快”。

埃里克和他的同事都身穿金融区里的人常穿的套装，但其实既幼稚又过时；他们仍然沿袭千百年来的老规矩，把感情上的需要只看成是性的需要，以此来减轻男女之间互相依存的份量。

他害怕她毫无戒备地爱他的方式；他羞于接受别人的温情，总要等到上班时才会想自己是多么爱她，而这一点在面对她时他却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加以表达了；他需要时间来回应她的一片柔情，就好比一个人在打电话时张口结舌，非要等独自面对信纸时才能静下心来回复一样。

如果说他常常心不在焉、很不耐烦，如果说他有时候不回艾丽丝的电话，那是因为（除掉确实是礼貌欠缺之外）他觉得自己不配成为爱恋的对象。他无法回应的那种感情使他害怕，因此他认为这种感情简直幼稚可笑，令他无法接受，甚至感到讨厌。

一个一言不发的人折射出种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来——面对着默默无语的人，心中有鬼的会以为自己的罪行已经被人觉察，愚笨的人会以为自己的无知已经尽人皆知，对自己外表缺乏信心的人会以为自己的丑陋难以置信地一览无余。

我可不巴望它在我鼻子上揍一下，它有坟墓的味道。

我所听到的关于动物园的荒唐说法与关于上帝和宗教的荒唐说法一样多。好心但有误解的人们以为生活在野生环境的动物是“快乐的”，因为它们是“自由的”。这些人通常想到的是大型的漂亮的食肉动物,例如狮子或猎豹(很少有人会抬举牛羚或土豚的生活他们想像这只野生动物在吃了虔诚地接受自己命运的猎物之后，在热带稀树草原上闲逛，散步消食，或者在吃得过多之后去跑步健美，以保持苗条身材。他们想像这只动物骄傲地温柔地照顾自己的后代，全家在树枝上观赏日落，发出快乐的叹息。他们想像野生动物的生活简单、高贵、充满意义。后来它被邪恶的人捉住了，扔进了狭小的监牢。它的“快乐”被击得粉碎。它深深地渴望“自由”，用尽一切方法逃跑。由于被[...]

要是希望人与人的关系超出陌生人之间那种彬彬有礼的交往阶段，那就需要有一方先举步迈入邻居的花园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一方得鼓起勇气问：“能不能请您过来一起喝杯咖啡？”或者，“那部电影您看了没有？”一方得清清嗓子说：“我爱跟你在一起，”或者，“我们干吗不结婚呢？”一方得把自己说的话放到权利的天平上，同时战战兢兢地希望另一方也会在天平的另一端放上同样份量的砝码。

司汤达曾经悲观地提出，总是有一方爱得比较深，这就意味着恋爱关系中总会令人感觉到权利问题的存在。

爱情有能力将一个其他各方面都很理智的人转化成一个成天胡思乱想、担心大祸临头的偏执狂病人——“他／她不再爱我了，他／她觉得厌倦了，我敢肯定一有机会他／她就会同我一刀两断……”偏执狂很可能是对爱情的最自然的反应，因为爱情就意味把对方当作宝贝，从而时刻担心有可能失掉对方。

伟大的俄罗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一项鲜为人所知的实验中发现，如果对一只已经训练有素的狗不断发出一些混乱的信号，到了一定的程度，这只狗便会发抖、大小便失禁，产生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如果在喂食前的铃声响过之后，却回回端来空盘子，在重复数次之后，狗便可以适应“铃声表示没有食物”这一概念。但是，假如铃声响过之后，有时端来食物，有时候又端来空盘子，铃声完全乱了套，狗就会完全糊涂，它不知道如何着想，因为食物是否会出现毫无规律可寻。铃声一会儿是这个意思，一会儿是那个意思（尽管总是与自己的期望相反），这只狗便会慢慢地失去理智。

有一种令人泄气的坦露胸怀的方式可以称之为克里特式，那是根据“克里特人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说谎’”这一悖论命名的。克里特人以这种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性格，便带上了含混不清的色彩，使得听这话的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