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象成压抑带来的报应，结核病也曾经被解释成失意带来的恶果。今天有些人相信所谓自由的性生活是预防癌症的良药，这就像从前，人们基于几乎相同的推理，常常给结核病人开出性生活的药方。

这个东西可以分成两半，也可以借助一些卡榫严丝合缝地合为一体

查拉斯图拉曾看过许多地方许多民族：他发现了许多民族的善与恶。在世界上，查拉斯图拉没发现比善与恶更伟大些的权力。

任何民族不判断价值，便不能生存；如果它要自存，它判断的标准，应当与邻族的不同。

许多事物被此民族称为善的，彼民族却认为可耻而加以轻蔑：这是我发现的。我还发现在这里被斥为恶的，在那里却穿着荣誉之紫袍。

一个人决不能了解他的邻人：他的灵魂常常因邻人之疯狂与恶劣而奇诧。

一个价值表高悬在每个民族的上面。看吧！那是它的征克的纪录；看吧！那是它的权力意志的呼声。

一切它觉得不易成功之物，是可赞颂的；必要的艰难的便是善；那稀少而最费力之物，能够拯救大不幸的，——便被称为神圣的。

那使它统治，克服[...]

我是公元第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華民國第三十八年四月生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十月成立，所以我呢算是民國出生，共和國長大。

按某種“話語”講，我是“舊中國”過來的人，好在隻有半年，所以沒有什麽曆史問題，無非是尿炕和啼哭吧

结核病被认为相对来说不那么痛苦。癌症却一律被认为是苦不堪言的。结核病被认为提供了一种从容的死法，而癌症却被认为提供了一种骇人的痛楚的死法。

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单薄的衣衫，消瘦的身体，冷飕飕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食物。

癌症被当作“懒散”或“懒惰”的隐喻。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癌瘤“扩散”或者“增生”，或“散布”；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而其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

癌症缓慢地、神不知鬼不觉地活动着

结核病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

在统制粮谷、棉布、金属等等物资的法令下，人民动不动就成了“经济犯”。例如，大米是绝对不准老百姓吃的，即使从呕吐中被发现是吃了大米，也要算“经济犯”而被加以治罪。仅仅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一年间，被当做“经济犯”治罪的就有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人。当然，被抓去挨了一顿痛打之后放出来的，并不在此数之内。

这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我还有许多珠宝首饰呢，这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我较量的。不说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说露在外面的一点也是很值钱的。其中那套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用的“宝”，就是无价之宝。这是用田黄石刻的三颗印，由三条田黄石链条连结在一起，雕工极为精美。我不想动用藏在箱底的财宝，决定把这三颗印拿出来以证明我的“觉悟”。

第三章 节礼日

晚上7点

伦敦很冷。这里没有下雪，但一阵刺骨的寒风正抽打着那些古老的建筑和弯曲的街道。在去往温暖的酒吧、餐厅、酒店和电影院的路上，人们缩着肩膀，围紧了围巾，行色匆匆。

托妮·加洛和奥黛特·克莱西一起坐在一辆不起眼的银色奥迪车后座上。奥黛特和托妮差不多年纪，满头金发，身上穿着一件深色的职业西服，里面则套着一件猩红色的衬衣。前排坐着两名警察，一个正在开车，另一个则正在研究一台寻路无线电接收器，为司机指挥着方向。

警察追踪那个香水瓶已有三十三个小时了。正如他们所料，那架直升机降落在了伦敦的西南部。直升机驾驶员上了一辆等在那里的车，这辆车穿过巴特西大桥开到了亚当·哈伦位于河边的家里。昨[...]

学习是一种自动的过程。

卡夫卡曾说，美一个障碍都能克服我。那个小妓女也说：这寨子里不管谁犯了错误，都是我挨打。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