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感觉自己身体内部变大、肿胀了,内部的变化比外表还明显,就好像身体里的每个器官都在发胖。她的肚子好像是一个肉球,孩子在里面吹气。这种膨胀让她很害怕,她担心会发生一直以来她最害怕的事:她会破裂,四处蔓延。最后,她忽然觉得她肚子里的孩子,那个荒谬的生命存在,那个正在扩张的肉疙瘩,最后会从她身体下面出来,就像一个带着绳子的玩偶,她爱他,通过他,莉拉才能找到自己。
她想到是尼诺——她爱的尼诺,也爱着她的那个尼诺,让她遭受这些痛苦。那套房子忽然间好像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那是一套非常破败的房子,透过它的墙壁能听到整个城市的噪音。她闻到很糟糕的气味,看到蟑螂从门底下爬进来,还有天花板上潮气形成的霉斑,她第一次感觉到童年的经历又抓住了她,不是充满幻想的童年,而是那种悲戚残酷的童年,充满了威胁和暴力的童年。但她忽然发现,那个从小都能给她带来安慰的幻想——变成有钱人,已经从她脑子里消散了。
尽管她在弗莱格雷区遭受的贫困,要比童年在我们城区经历的还要阴暗,尽管因为怀孕的缘故,她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尽管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她花掉了身上的所有钱,她发现财富并不是一种奖励,或者筹码,财富对于她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我们童年的时候梦想过的保险箱,里面装满了金币和宝石,后来被青春期时那些脏兮兮、臭烘烘的钱币——那是她在肉食店工作时抽屉里的钱,或者被马尔蒂里广场上鞋店里彩色金属盒子里的钱替代。这种想象已经失效了,不再对她构成任何诱惑。对金钱和物质的占有彻底让她失望了。对自己,以及对她肚子里的孩子,她什么都不想要。对她来说,富裕意味着拥有尼诺,现在尼诺走了,她感觉自己很贫穷,那种贫穷是金钱无法[...]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天,就好像神灵用一团雾把他们隐藏起来,让他们不被打扰,享受彼此。
她觉得,就像一种神奇的魔法让她从一个痛苦的地方消失了,出现在了一个幸福的地方。我觉得,那一次她感受到了一种自我消除、人间蒸发的乐趣,她告别了过去所有的一切——过去的身份、大路、鞋子、肉食店、丈夫、索拉拉兄弟、马尔蒂里广场还有我,在另外的崭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对于她来说,尼诺代表什么呢?一种性的狂热?让她处于一种长时间的性幻想之中。一种思想的迸发?她想和他一样,达到他思想的高度。这使得他们就像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秘密伴侣——他们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那里既是他们的心灵寓所,又是他们思想的熔炉,他们思考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他是在场的、活跃的,而她是一个影子,紧紧跟随着他,是一个慎重的建议者,一个忠心耿耿的合作者。
但她希望他继续学习,她希望他依然能点燃她的思想,就像在伊斯基亚岛时那样。小学时那个天分满满的女童,那个让奥利维耶罗老师着迷的小姑娘,那个写了《蓝色仙女》的女孩,又一次表现出新的活力。是尼诺,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小姑娘,并且把她拽了出来。那个小姑娘现在希望他能振作起来,恢复到之前的样子——一个年轻的学者,帮助她成长,让她甩掉卡拉奇太太的身份。
那段时间里,我唯一真正感兴趣的是并不是夫妻生活的幸福,而是激情的幸福,那种善恶交织的混乱,这一切都发生在她的身上,而不是我身上。
我是第一次离开那不勒斯,离开坎帕尼亚大区。我发现我害怕所有东西:我害怕坐错火车;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厕所;担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会迷路,担心会被偷。和我母亲一样,我把所有钱都放在文胸里了,有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同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自由。
我感觉到自己很愚蠢,我忽视了我喜欢的东西,来适应尼诺喜欢的东西。是的,是的,我应该接受现实,每个人都应该走自己的路。
她把我带到摇篮前,很忧愁地说:“我什么都做不好,你看看他多丑,我摸到他都觉得受不了,看都看不下去。”尽管这时候玛丽亚站在门口,低声说了一句安慰她的话:“你说什么呀,皮诺奇娅,他很漂亮。”但她还是继续愤怒地说:“他很丑,比里诺还要丑,他们家里所有人都很丑。”她抽泣了一下,眼睛里全是泪水,她绝望地喊道:“这都是我的错,我选错丈夫了!当你是个小姑娘时,你不会想那么多。现在你看看,我生的这是什么儿子啊,他的塌鼻子就像莉娜……”然后,就前言不搭后语地骂起了她嫂子。
尽管社会秩序会因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
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有关这些价值的重要性序列可能会因时因地而不同,这完全取决于一个法律制度在性质上是原始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还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只要有政治社会单位的地方就有法律。自此往后几千年文明史中的法学家和哲学家,都力图对这一社会现实与历史经验进行诠释和分析,希望能从中找出些必然性和规律性。毋庸臵疑,他们的确发现了许多。然而,这些必然性和规律性又隐藏了什么呢?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某个法学家、哲学家个人思维的任意和惰性,抑或他们作为凡人同他人一样所具有的安全本能?
关键在于人对法律是什么(包括原本是什么和现在是什么)、法律应当是什么以及二者间关系的认识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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