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che le donne uscirono. La madre di Gu Changsheng sedeva su un gradino di pietra all'ingresso di South Street. Sapeva che quella sera c'era una riunione, ma nessuno l'aveva avvisata. Voleva sapere di cosa si trattasse, qualunque cosa fosse. Da quando Gu Changsheng si era arruolato nell'esercito, i [...]

妇女们也出来了。顾长生的娘坐在一个石磴上，这是到南街去的街头上，她知道今晚要开会，却并没有人通知她，可是她要打听，不管开个啥会，她都想听听。自从顾长生当兵去了，村干部却只给了她二斗粮食，大家都说她是中农；什么中农她不管，她儿子既然当兵去了，他们就得优待她，说好了两石粮食却只给二斗，什么张裕民，赵得禄……这起人就只管他们自己一伙人咧，丢着她老寡妇不照顾，她还是抗属呢。她坐在石磴上，没有人理她，她鼓着一个嘴，像同她的沉默赌气似的。

这时从她面前又走过一群女孩子，也有年轻媳妇，她们几个人叽叽喳喳的兴高采烈的走过去，还有人顺手撂着吃剩的果核。顾长生的娘忽的开口了，她叫住当中的一个：

“黑妮！今晚你们开[...]

倾城之恋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扮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住胡琴。

正拉着，楼底下门铃响了。这在白公馆是件稀罕事。按照从前的规矩，晚上绝对不作兴出去拜客。晚上来了客，或是平空里接到一个电报，那除非是天字第一号的紧急大事，多半是死了人。

四爷凝神听着，果然三爷三奶奶四[...]

我们就像蝴蝶一样，振翅一天便以为那就是一生。

时间的流动如此深邃难言，我们置身其中，如海水之中的水滴，又如何对自身无法“看见”和“隔离”的存在做出描述。

写作激活了记忆。记忆则投食于写作。

“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口，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象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除此之外，那几年我干的事情就像水漏过筛子一样，全从记忆里漏出去啦

回忆十年前我初来时，如果有人告诉我：你必须在这里住上五年，我一定会跳起来的：五年还了得呀！五年是一千八百多天呀！然而现在，不但过了五年，而且是五年的两倍。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了不得。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时说的那样，宛如一场缥缈的春梦，十年就飞去了。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我：你必须在这里再住上十年。我不但不会跳起来，而且会愉快地接受下来的。

我吃完早点，就带着一个装满稿子的皮包，走上山去，躲避空袭。另外还有几个中国留学生加入了这个队伍，各自携带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走向山中。最奇特的是刘先志和滕菀君夫妇俩携带的东西，他们只提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的一非稿子，二非食品，而是一只乌龟。提起此龟，大有来历，还必须解释几句。原来德国由于粮食奇缺，不知道从哪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运来了一大批乌龟，供人食用。但是德国人吃东西是颇为保守的，对于这一批敢同兔子赛跑的勇士，有点见而生畏，哪里还敢往肚子里填！于是德国政府又大肆宣扬乌龟营养价值之高，引经据典，还不缺少统计图表，证明乌龟肉简直赛过仙丹醍醐。刘氏夫妇在柏林时买了这只乌龟。但看到它笨拙的躯体，灵活的小眼[...]

有一本杂志上有一幅漫画：一只白金戒指，上面镶的不是宝石，不是金刚钻，而是一颗咖啡豆。可见咖啡身价之高。挨过一次炸，正当接近闹情绪的节骨眼上，忽然皇恩浩荡，几粒咖啡豆从天而降，一杯下肚，精神焕发，又大唱德国必胜的滥调了。

无独有偶。我听说，在南德慕尼黑城，在一天夜里，盟军大批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来“铺地毯”。正在轰炸高峰时，全城到处起火。人们都纷纷从楼上往楼下地下室或防空洞里逃窜，急急如漏网之鱼。然而独有一个老头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是从楼下往楼顶上跑，也是健步如飞，急不可待。他是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他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做实验的机会，在实验室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的现场：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头上飞机仍在盘旋，随时可能有炸弹掉在他的头上。然而他全然不顾，宁愿为科学而舍命。对于这样的学者，我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万没有想到，我在此时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我赶忙喊一声：“早安，教授先生！”他抬头看到我，也说了声：“早安！”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人伤害我们。在轰炸和饥饿的交相压迫下，我的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的。我每天又机械地走过那些我已经走了7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子，熟悉每一棵树。即使闭上眼睛，我也绝不会走错了路。但是，一到礼拜天，就来了我难过的日子。我仍然习惯于一大清早就到席勒草坪去，脚步不由自主地向那个方向转。席勒草坪风光如故，面貌未改，仍然是绿树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时我却是形单影只，当年那几个每周必碰头的中国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两茫茫了。

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这在国际法上是可以允许的。所谓“无国籍者”就是对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义务，但同时也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其中是有一点风险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这一步了。从此我们就变成了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的人，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伤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