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逼尖了嗓子，发出一连串火炽的聒噪，外国话的世界永远是欢畅，富裕，架空的。

我们眼下正在形成的全球帝国，并不受任何特定的国家或族群管辖。就像古罗马帝国晚期，它是由多民族的精英共同统治，并且是由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企业家、工程师、专家、学者、律师和经理人得到召唤，一起加入这个帝国。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究竟该响应这个帝国的召唤，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投入了帝国的一方。

印度人热衷于板球运动，也爱喝茶（chai），但这两者都是英国留下的。印度要到19世纪中叶，才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引进并开始出现商业茶园。正是那些势利眼的英国“阁下”（sahib），将喝茶的习惯传遍印度大陆。

雪上加霜的是，等到帝国的属民千辛万苦终于接受了帝国文化，可能也是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以后，帝国的精英才能把他们看成是“我们”。从征服到接受之间的数个世代，就这样形成了失落的一群。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当地文化，但在新加入的帝国世界里却还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反而只是继续被视为蛮夷之地。

某侦察连战士刘正贵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牺牲，第二天寄来了一封信，别人拆来一看是封吹灯信。副指导员送骨灰到烈士家乡，吹灯姑娘闻讯赶来，哭得那伤心，最后提出作为烈士遗属她应该得一笔抚恤金

对她猛骂一个点儿，什么激烈难听的话都说。那些负心姑娘们，成了战场上男子汉们最大的发汇对象。上战场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艰苦危险不幸等等，都向着她们尽情地猛烈发泄，也许从中能获得一种心理平衡吧。

最使前线官兵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吹灯。这些战场上的男人们最恨的就是负心姑娘。即使敌人似乎也不曾使他们那么痛苦，即使敌人似乎也不曾让他们那么愤怒。

参战部队有两个突击：突击结婚的多，未婚妻突击吹灯的多，集团军有了八百新郎，同时也有了两千多名“吹灯兵”。

侦察参谋齐华林结婚第三天就被电报召回部队，开进经过西安时，妻子和岳父、岳母都到车站送行。在站台上，她转着泪说她害怕，总梦见唐山地震。齐参谋是地震孤儿，一家六品人，父母弟弟和两个妹妹那次全没了，就剩他一个。临开车，老丈母娘说，唉，我们娘俩一个命，老头子就是我们结婚第三天上的朝鲜战场。工兵连指导员张建国晚上八点钟赶回河南老家，骑自行车带着未婚妻到县政府敲开秘书的门办了手续，晚九点入新房，第二天早晨七点登上返回部队的车，结束了为期十小小时的蜜月。

那个团的集体婚礼，新娘家代表是唐山东省姑娘，念着念着理解支持的讲稿，忽然冒出一句，地震没砸死，这回又上前线，呜呜地哭开了，一下子没人说话了，新娘子们挨个抹泪。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上有各种难听的字眼，而“帝国主义者”大概只在“法西斯”之后，排名第二。现代对于帝国的批评通常有两种：

1.帝国制度就是行不通。长远来看，征服许多不同的民族，统治起来一定难有效率。

2.就算能够有效统治，这种做法也不道德，因为帝国正是造成各种毁灭和剥削的邪恶引擎。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不该受到其他民族控制。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上第一点完全没道理，第二点也满是问题。

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帝国不需要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能够纳入更多其他国家和领土。说到今天的英国，如果不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很难再突破现有的疆界。但在1个世纪前，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但多少民族才算数？两三个民族还不够，而二三十就算很多；成为帝国的门槛，大概就介于两者之间。

千百年来，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人物都对钱嗤之以鼻，称钱为万恶的根源。但就算真是如此，钱同时也是人类最能接受的东西。比起语言、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钱的心胸更为开阔。所有人类创造的信念系统之中，只有金钱能够跨越几乎所有文化鸿沟，不会因为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而有所歧视。也多亏有了金钱制度，才让人就算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人品，也能携手合作。

而对另一边的人而言，自然也是同样宽容大方。在北非的穆斯林商人也用基督教的硬币，例如意大利佛罗伦萨发行的弗罗林（florin），威尼斯发行的达克特（ducat），以及那不勒斯发行的吉里亚托（gigliato）。就算是那些高喊要发动圣战、打倒异教基督徒的穆斯林统治者，收税的时候也还是十分乐意收到印着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