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有时候被认为是站在掌权者的这一边，有时候站在无权力的那一边，但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激发对于暴君或“统治阶级”的仇恨，并不像拉丁美洲文学主流叙述手法中数以百计的抗议小说。他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不断错综交织的是历史的讽刺（特别是由权力转为无能、生转成死）、命运、天数、机会、运气、预知、预感、巧合、同步性、梦境、理想、抱负、怀旧、渴望、生理、意志、人类主观的谜。他的标题经常提到权力（上校、独裁者、将军、格兰德大妈），其权力通常以某种方式受到挑战（“没人写信”、“孤独”、“秋天”、“葬礼”、“迷宫”、“预知死亡”、“绑架”），以不同形式的现实为代表，连接到不同的表达方法[...]

这本小说让读者与评论家同感震惊，因为它代表一个完全不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让人摸不着头脑地，他把自己变形成现代的19世纪小说家，不再写权力，而是写爱以及爱的力量。

只不过真正领悟生命时总是太晚——即使发生了，如果活得更久大约也会改变你的看法。爱与性很难赋予道德意义，爱与性也很难分开。大部分的人搞不清楚爱一个人究竟是出自习惯、感激，还是为了自己。你有可能同时爱上好几个人。世界上有很多种爱，也有很多种爱人的方法。你永远无从得知哪种生活比较好：单身与结婚、自由与规范；同样地，也无从得知安定与冒险何者为佳，但全都需要付出代价。另一方面，你只能活一次、只有一次机会。现在，永远不迟。还有，不用羡慕别人的人生。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爱情经常如生理状态或疾病般无法抵抗；时间不只是一段期间或历史的度量衡，更是最恐怖的一种疾病，啃蚀一切。这本书选在暂时受到挫败之际停止，不论这挫败有多么短暂。

总之，这本小说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逐渐年迈之际与他生命中四段过往的和解：与法国巴黎（胡维纳尔与费尔米娜在此特别快乐）；与塔奇雅，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的爱；与卡塔赫纳，这个保守的殖民城市；以及也许最重要的，与他一直渴望被卡塔赫纳的父亲接纳。

对于这本小说，他一开始的构想就不只是关于爱情的省思，老年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爱情这个题材在诺贝尔奖后先行浮现。1982年夏末，他发表一篇文章《路易斯·布纽尔年轻的老年时光》，可以看出他不仅细细琢磨这些议题，包括老年人坠入爱河、有性生活是否得体，也显示他读了西蒙娜·波伏娃的经典之作《成年》。1985年2月，回到墨西哥城，他告诉马利斯·西蒙斯，读过两名老人被船员谋杀的故事后，他对这本小说的第一个意象就是两名老人搭船逃逸。他表示，自己以前以老人为题材是因为外公外婆是他最了解的人，如今，他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川端康成的《睡美人》里有一段描写，不断地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年老的人拥有死亡，年轻人拥有爱情。[...]

路易斯·布纽尔年轻的老年时光

他决定改用计算机写作，请打字员把所有已完成的手稿输入计算机里。对于一个坚持丢掉每一张带有错字稿纸的作家而言，他因而得以更有效率地工作，也有助他克服多年来困扰许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写作障碍。评论家争辩这项新科技所可能带来的风格转变究竟是福还是祸。

如今，他准备重新改写自己的生命——再度改写他已经改写过的部分——然后填补一些错过的空白。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持续被童年的创伤纠缠，特别是和父亲、外公之间的关系导致的恋母情结，无疑地并不体面。目前为止，他仅仅忽略了某些本质上的事实、掩盖了一些问题，让自己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满足，并在文学层面上进行巨幅的调整。如今，他要把那风流成性的父亲重新写回自己的故事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自己一年前曾经在诺贝尔奖庆祝时回到阿拉卡塔卡，也一如往常把自己当成重要的角色。（要说儿子遗传了他哪一点，那一定是他的活力。）但他也真心地为贾布的成功感到无比的喜悦，并首度公开他对于这过往的荣耀感到温暖。

如果所有的人都生活得跟我一样简单，愉窃和抢劫便不会发生了。发生这样的事，原因是社会上有的人得到的多于足够，而另一些人得到的却又少于足够。

不管是睡觉或其他心不在焉，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清醒过来之后，经常看看罗盘上的方向。非到我们迷了路，换句话说，非到我们失去了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才开始发现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处境，并且认识了我们的联系之无穷的界限。

。托马斯看出人民民主的“美好”意识形态充满“男性幻想”，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在做爱、在调情、在诱奸。仅从报纸头版头条来看，人民伦理的意识形态向来“性”致勃勃。在那些编织出来的政党意识形态的“美好”言语织体的道德理想主义言词中，有一种虚幻的身体情欲冲动。人民意识形态就是最大的媚俗。

个体的肉身不是靠着偶然的死才活着，而是早已为了“历史必然”的活着而死了。

丧失或者唾弃对美好生命的感受能力，不再觉得生命中有任何东西令人感动，就是现代性自由伦理的品质之一，

什么叫不媚俗？懂得一切所谓美好的感觉都是“美丽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