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正在寻找战略转移的突破口。朱德立即给陈济棠复信。周恩来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第三军第八师师长黄质文、第三军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谈判。第三军是粤军中陈济棠的基础。之所以做出这种安排而没有让常年防堵红军的余汉谋第一军参加谈判，自然是因为陈深知这种谈判或成或败皆非同小可，不能不小心提防。

谈判在寻邬附近一片寂静的山林里举行，持续了三天三夜，达成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20里。

为了保密，协议没有[...]

蒋介石想压红军入粤，陈济棠早有思想准备。第五次“围剿”的部署本身就是北重南轻。北面蒋介石先后集中了50多个师（东路军14个师又1个旅，北路军34个师又2个旅2个支队5个团，西路军9个师又3个旅，南路军11个师又1个旅），明显要把红军压入粤境陈济棠的地盘。现在红军转移的迹象日益明显，被迫入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对陈济棠来说，重大危机即将来临。

在此之前，红军将实行战略转移的迹象，陈济棠也觉察到了，否则他不会请白崇禧来。但白这一席精到的分析，无疑在这些高级将领面前，较为清晰地展现出了红军可能转移的方向和时间。

尤其对红军转移时间的判断，今天查遍史料，在当时的国民党将领之中，也确实没有一人像这位“小诸葛”算计得这样精确。

国民党之失败，绝非败于智商，却有一个高于智商的因素：平衡。

桂军主将一席开场白，便立即攥住了在场粤军将领们的神经中枢。

白崇禧平日话语并不见多，但长于分析。一旦进入某种他潜心琢磨与思考的角色，便会设身反谋，易地而思，其思绪也会变成一条江河，从口中滔滔不绝地汹涌而出。

他继续说下去：

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性比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重石一带可入粤北。根据当地防军情报，近日在古陂一带，每隔十日左右，就发现共党军官乘骑，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用望远镜侦察地形，很可能是共产党准备突围的象征。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估计当在秋冬之间，因为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就地取粮。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心事重重的陈济棠没有“直捣会昌”，而是请来了过去的对头、有“小诸葛”之称的桂军主将白崇禧。

两广之间多次血战，但在防共防蒋问题上，两广又同病相怜。白崇禧应邀马不停蹄地走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县，最后到达筠门岭。从赣南回来后，陈济棠召集军参谋长以上军事首长会议，听取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

白略微沉默，不紧不慢地说道：“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对红军的包围圈逐步缩小。这种战略，已收到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日见缩小以致失败的危险。如果要谋生路，就必然作战略性的转移。共产党转移的出路将在何处，这是个关键问题。”

桂军主将一席开场白，[...]

此后陈济棠便对部属谆谆交代，与红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以固守为主，不要轻易出击。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军搞第五次“围剿”，以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具体任务是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

对陈济棠来说，要阻止其“向南发展”的，不光是红军，还有蒋军。

他采用了两面做法。

首先给蒋介石做出个样子。1934年4月中旬，粤军进占筠门岭。虽然筠门岭只是一座空城，红军已经事先撤离，但陈济棠大肆宣扬，向蒋报功。蒋“传令嘉奖”，并赏洋5万元劳军，然后命陈部为配合北线蒋军攻打广昌，直捣会昌。

心事重重的陈济棠没有“直捣会昌”，而是请来了过去的对头、有“小诸葛”之称的桂[...]

红军和蒋军，一直是陈济棠长期畏惧的力量。

他主粤8年，与北面的江西中央苏区就对峙了6年。对红军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他考虑得最多、也最细。从第一次“围剿”始，他就看出蒋利用“围剿”红军之机，借刀杀人，兼并异己。如果不参加“围剿”，又会失去蒋的军饷军械，也会给蒋以借口，兴问罪之师。陈济棠最后确定的原则是：可以派兵入赣，但不能被战事纠缠，弄得难于摆脱；尤其不能在与红军作战之机，让蒋军乘虚袭取广东。

1932年2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围攻赣州，守城之滇军马崑旅一再告急求救。在蒋介石连电督促下，陈济棠不情愿地派粤军范德星旅驰援。范旅到达新城，即遭红军打援部队林彪的红四军伏击，损失两个营。而乘红四军主力集中城[...]

这首词作者曾自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而词却写得如此生气勃勃，斗志昂扬，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但毛泽东在这里所表现的革命浪漫主义，不是后来被人歪曲成的故作豪放的假大空话，而是出于对自己“战士”的真切理解，是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科学展望。它是浪漫的，但在更深层次上又是真实的。诗人妙就妙在以广大下层指战员的支持来作为自己全词的结束，便无须个人“怨以怒”，甚至也不见他说的“郁闷”，只有无限开阔的郁郁葱葱之向往，而给词以有余不尽之韵味。

反而如毛泽东后来讥笑的“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显然，当时“大国家”是插手了中共中央事务的，这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莫斯科还来电指挥中国共产党从瑞金出发，“在离蒙古近的什么地方寻找个安全地带”可以看出。倒是在中央苏区南线会昌担任掩护的红二十二师，因接受了当时在南线指导工作的毛泽东的意见，改用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则取得了可喜的胜利。这阕词就是针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特别是他们背后的“大国家的统治者”而发的。

清平乐·会昌

清平乐

会昌

一九三四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正是：火厄盛时遭水厄，棒疮愈后患金疮。未知黄盖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贾珍之妻尤氏。也未敢气

最后他果真发现了“我是垃圾，我很差劲”这个信念带来的很多好处：

一、因为这个信念，我可以不必那么努力了。

二、因为这个信念，我的工作和生活目标都很低，所以不容易失望。

三、因为这个信念，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甘于平庸和失败。

四、因为这个信念，我对人生有了一种掌控感，失败的时候不仅少了一些失望，还可以有一点自得：“我早知道我会失败，你看这不证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