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佛尼先生，我看你不像是想自杀的人，如果我这么说，会冒犯你吗？”

“不会，”安迪说，“不过你看起来也不像特别敏感的那种人。如果我真的想自杀，大概也不会找你谈我心里的苦闷。”

过天就到了惊蛰。这一天的正晌午，太阳发白，虚虚地透着光，襄城内外，并不见许多的和暖。阳光带了一丝凉意，挂在树梢上，覆在屋瓦上，又穿过窗棂，将些交杂的纹路投在地面上。这些纹路时断时续，看着也有些凉薄。

只有两种东西，我绝对不碰，一是枪械，一是毒品。我不愿帮助任何人把自己或其他人杀掉。我心头上的杀戮已够多了，终我一生，我不想再干任何杀人的勾当。

上了楼来，先是阴黑的，因为蒙着厚厚的丝绒窗帘。没拉紧，一缕很细的光柱落在地板上，跳跃了一下。光柱里看得见稀薄的尘在飞舞。掌柜的走到角落里，拉开了灯。这下豁然开朗了。

班上的同学活力十足地合唱着：“是——”。每张脸上都洋溢着天真的笑容，灿烂得宛如他们的将来已经获得保证、让人想要保证他们的未来。

说到这里，昭如极勉强地笑了，怕昭德看出什么，就略转过脸去。再看昭德，只是愣愣地盯着窗口的方向，没一句话。花窗上镌着入仙过海的图案。外头的月光雪亮，流泻了一地。将八仙的身形又映到了地板上，影影绰绰，竟如同在舞动一般。只是，形状都分外的长大，看上去并不喜庆，排成了阴飒飒的一片，是齐整的魅影。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

与以往的写作不同，此时亦更为在意文字所勾勒的场景。那个时代，于人于世，有大开大阖的推动，但我所写，已然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政客、军阀、文人、商人、伶人，皆在时光的罅隙中渐渐认清自己。所谓“独乐”，是一个象征。镜花水月之后，“兼济天下”的宏远终难得偿，“独善其身”或许也是奢侈。

这两句话极其深刻，说明少数统治阶级有财有势，物质生活富裕，但精神空虚，他们信仰上帝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撑；而广大人民一无所有，饥寒交迫，度日如年，他们也需要信仰上帝，以缓解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这也进一步说明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直到晚年都是动摇的。

以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晓，再加上他爱探索真理，对任何问题都要刨根究底，对俄国教会的黑暗腐败又了解得太多，因此他对宗教不能深信不疑。直到晚年，托尔斯泰还对高尔基说：“少数人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除了上帝以外什么东西都有了；多数人也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

托尔斯泰借列文之口说：要是我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他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也就产生了他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托尔斯泰在宗教问题上一直是自相矛盾的，长期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动摇。

列文年富力强，家庭生活美满，精神上却极其苦闷。他甚至抵挡不住死的诱惑，几次想到自杀，以致只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这是多么大的悲剧！列文的这种心情正是托尔斯泰当年心情的写照

列文和安娜从表面上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婚姻遭遇各异，个性、脾气、教养、爱好也各有不同，但他们还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他们两人都是上流社会里少见的优秀分子；他们心地善良，诚恳真挚，同情他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关心别人的幸福；他们富有正义感，对不公平的社会愤愤不平，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敢于用各自的方式进行对抗。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最深刻最富于现实意义的作品。他以犀利的笔触无情地剖析那个时代俄国的社会现实，深入地触及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令人窒息地感到，走投无路就是小说的主旋律。种种社会原因把穷苦无告的人们逼到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困境。马尔美拉陀夫在酒店里向萍水相逢的青年诉说生活的残酷，哀叹：“您可知道，先生，您可知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他不禁发出绝望的哀鸣：“得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啊”！

母亲的来信使他痛苦极了。但是对于最重要的、基本的一点，甚至还在他读信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过片刻的怀疑。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完全决定了：“我活着一天，这门婚事就不会成功，去他妈的卢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