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许多房屋还紧闭着门窗，有些家庭正在静默中度过这欢声雷动的夜晚。但是很多沉浸在哀伤中的人内心深处也同样感到宽慰，或者因为他们再也不必惧怕看见亲人被鼠疫夺去生命；或者因为他们再也不必为自身的安全而忧心忡忡。然而，同这种举市欢腾的气氛最格格不入的家庭，毫无疑问，乃是尚有病人住院，或尚有亲人住隔离营或在家被隔离的家庭，他们此刻都在等待这场疫祸真正离开他们，就像离开其他家庭一样。这些家庭当然也怀抱希望，但他们把这种希望储藏在心底，在证实自己真正有权实现它之前，他们禁止自己去从中吸取力量。他们感到，这种等待，这种处于死亡和欢乐之间的默默的夜守，在万众欢腾的气氛中格外令人痛苦。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我们前面提到的任何一种农村改良和改革都不同，它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暴力的冲突，武装的消灭和反消灭的过程，它与旧政权之间不存在任何妥协的余地。苏维埃的建立，首先要摧垮地方精英的武装，取而代之，然后扫荡旧的政权机关，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留用人员，因为县区两级的所有政府人员非死即逃，而乡村政权的人员不是随着地主民团武装的瓦解，就是被当成土豪劣绅或者走狗打倒了。

市里的两座修道院重新组建起来，又可以恢复集体生活了。军人也一样，他们又回到了人去楼空的军营，重新开始平时的守备生活。这些微不足道的现象乃是重大事件的征兆。

其中有的人被鼠疫吓得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怀疑情绪，希望早已与他们无缘了。甚至在鼠疫时期已经过去时，他们仍然按照疫期的规则生活。他们显然跟不上形势了。另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属于此前一直被迫与所爱之人分离的群体，经过如此长时间的幽禁和心灰意冷，那平地刮起的希望之风便使他们狂热、急躁到无法自控的程度。他们一想到自己可能功败垂成，先行死去，再也见不到至爱的人，长期吃的苦头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便惶惶不可终日。在鼠疫肆虐的那些月份里，他们不屈不挠，不惧监禁和流放，苦苦等待，如今，一线希望的曙光便足以摧毁连恐惧和绝望都未能毁损的一切。为了抢先，他们来不及跟随鼠疫的步伐直到它的末日，就像疯子一般急急忙忙冲在前头[...]

在整个一月份，同胞们对那一切的反应都充满矛盾。确切地说，他们经历了兴奋与沮丧交替的心路历程

是，也有人会认为城里并没有起什么变化。街面上，白天还是那么安静，到了晚上，才有跟以前一样的人群拥上街头，只不过大都穿上了外衣，围上了围巾。电影院和咖啡馆照常营业。但仔细一观察，就不难发现，人们的面容显得更轻松了，有时甚至露出些许笑意。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在此之前，大街上找不出一个人面带笑容。事实上，几个月来一直蒙住这个城市的不透光的帷幔已出现了缝隙，每周周一，人人都可以通过广播新闻得知，这个缝隙正在扩大，到最后大家便可以自由呼吸了。不过，这种宽慰还只是消极的，还没有人公开而又充分地表达出来。但如果在过去听到有火车出城或有船到港，或汽车又将获准通行之类的消息，恐怕没有人会轻易相信，然而在一月中旬宣[...]

胡琴咿咿呀呀拉著，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从第三次“围剿”开始，蒋军嫡系赵观涛第六师、蒋鼎文第九师、卫立煌第十师、罗卓英第十一师、陈诚第十四师压了上去。这五个师十万人都是蒋介石黄埔起家的老本，可见决心之大。

如此之大的决心仍然不能换来成功，蒋介石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用一个晚上就可以摧垮共产党人在城市中的组织。面对武装割据的工农红军，三次“围剿”却无损朱、毛一根毫毛。

他头一次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无奈

第二次“围剿”开始，便想“以生力军寒匪之胆”。于是除原有部队外，特增调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人赣参战。

“生力军”却不愿生力。

王金钰左推右挡，迟迟不动。直到蒋介石许以江西省主席，才勉强带领其北方部下开拔。一路说是有共军骚扰，走走停停，甚为迟缓。

孙连仲的部下则开始破坏南下的铁路和车辆。该部半年前还在中原战场与蒋军血战，现在调头去充当蒋军炮灰，转变实难。

待蒋介石、何应钦软硬兼施，将王、孙两部连哄带压弄到指定地点，原定作战发起时间已经仙逝了半个月。

以非嫡系军队剿共，本是心中暗自盘算的一箭双雕。但有时候心思算计过精了，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次“围剿”又是惨败。

到这时蒋介石[...]

此时他业已制服拥兵20万的唐生智，压垮拥兵30万的李宗仁、白崇禧，收编拥兵近40万的张学良，又刚刚打败拥兵70余万的冯玉祥、阎锡山；普天之下，眼空无物，根本不把赣南的3万红军放在眼里。他只到江西草草转了一圈，带领幕僚游了一趟庐山，便将指挥大权交给鲁涤平，返回南京坐等胜利消息了。

胜利消息没有等来。等来的是顺赣江漂流而下的“围剿”主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首级，以及总指挥鲁涤平一封悲痛万分的电报：“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归。”

何应钦、鲁涤平在南昌泪水涟涟、凭棺哭吊；蒋介石也在南京大叹“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第一次“围剿”在葬礼中悲悲戚戚地结束。

第一次“围剿”，他便悬赏五万光洋，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同时宣称“期以三月，至多五月，限令一律肃清”红军。似乎仍是当年在上海滩完成一笔期货交易。

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亲乘军舰由南京赴九江，指挥“剿共”。

样子是做出来了，但内心仍然对朱毛彭黄红军瞧不起。

蒋介石收买地方军阀，出手就是数十万、上百万；拉拢阎锡山这样的大军阀甚至一次以上千万元相赠。相比之下，对红军领袖，他的出价是不高的。

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次“围剿”，兴兵10万，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第二次“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兴兵20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三次“围剿”，用兵30万，蒋亲任总司令，分路围攻，长驱直入。

第四次“围剿”，蒋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委何应钦任“赣闽粤湘剿匪总司令”，先以30万兵力围攻鄂豫皖苏区，10万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得手之后再集兵50万进攻中央苏区；军政并进，逐步清剿。

第五次“围剿”，则集兵百万，几乎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其嫡系部队倾巢而出。蒋自任总司令，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严密封锁，发展交通；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中原大战尚未结束，蒋介石开始准备“剿匪”战争了。

对苏区旷日持久的“围剿”，由此拉开帷幕。

帷幕还未拉开，“立三路线”已经宣告结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位要求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准备支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李立三进行了快速而坚决的反击。

蒋介石不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在中共中央忙于清理“立三路线”之时，他开始了他的“围剿”。

挨了李立三代表中央的批评的毛泽东和朱德，只有率领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他们在南昌周围示威而退，并未真正攻城，也误传成南昌被红军占领。

1930年8月4日，《国闻周报》头版醒目的大字标题《共产党陷长沙南昌》：“近来中原鏖战，各省军队多征调前方，防务俱感空虚，共党乃乘机大起，于27日晚占领长沙，30日占领南昌。同时鄂北共党，更在花园方面截断平汉路，进占孝感，于是武汉亦感恐慌矣。”“三数日间，陷落两大省会，设武汉再有不幸，则长江上游均属共有矣。”

同期《国内一周大事记》则记载：“7月30日，星期三，共党占领南昌，各机关领馆均被焚，又向九江进攻。”

子虚乌有之事6天时间不得校正，臆想中之杀人放火也上了堂堂[...]

正是在这一点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脱离了中国革命现实。

1930年6月以后李立三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他把舵的船，立即成为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

当时正值蒋、冯、阎展开中原大战，31岁的李立三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一面重新编组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