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蛮横地宣称，生命中某一个时点的某一场特殊的遭遇，会噬菌体一般迅速占领人的全部身体，让人一辈子其他时间的学习和经验统统不算数，仿佛终身只为这件事而徘徊活着

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在描述人类文明中的送礼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压力时这样说道：给予是一种责任，接受是一种责任，偿还也是一种责任。

时代汹涌激荡，浪花四溅里更显得滚滚巨流的浩荡无涯。千古人物，来去匆匆；今昨之间，宛如隔世——历史刚要翻过一页，史坦利·鲍尔温（Stanley Baldwin）的名字轻轻地在书角卷影里溜过了我们的眼梢。要过去的终于过去了。

我父母什么也没有怀疑。我们之间相隔一千光年。不是光年，是暗年。

但是我知道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痛苦吗？

他们二人呢？我父亲知道她的苦楚吗？母亲理解他的苦难吗？

一千暗年把大家全部隔开，即使同一号子间里的三个囚犯，即使特里阿扎那一天，那个星期六早晨，母亲背靠大树坐在那里，父亲和我枕着她的膝头，母亲抚摸着我们二人，即使那一刻，那是我童年时代最为宝贵的一刻，我们之间也隔着一千个无光之年

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在席卷着我们三人，将我们抛出，聚聚分分，举起、颠摇、卷动，直至我们都被抛到不属于自己的陆地。我们都疲惫不堪，默默地接受着变化。不光父母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的黑晕，那几个星期，我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眼睛下面也出现了黑晕。

那年秋天，我们被绑缚在一起，像三个罪犯住在同一个号子里。然

她唱歌时声音阴郁深情，仿佛冬夜品尝加香料的温酒。她唱歌时不用希伯来语，而是用声音甜美的俄语，富于梦幻的波兰语，或者偶尔用意第绪语，听上去像是抑制着眼泪。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然而却不知自明，然而却不想知道，然而却原谅爸爸。我希望他在那里稍许得到一丝快乐。我绝对不愿勾画那里发生了什么，在他自己的“那里”，但是我不想勾画的东西却在夜深人静之时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晕眩，让我无法入睡。我是个十二岁的小孩，我的身体已开始成为一个无情的敌人。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然而却不知自明，然而却不想知道，然而却原谅爸爸。

在她去世后，我们也不谈论。从母亲去世那天起到父亲去世，二十年间，我们一次也没有说起过她。只字未提。仿佛她从来没有生活过，仿佛她的人生只是经审查从苏联百科全书里撕去的一页。或者，我仿佛雅典娜，直接从宙斯的头颅里降生；我是某种倒生的耶稣，从一个童贞男子看不见的精神中托生出来。

我们努力说出真相，但不是整个真相。

我们不知道整个真相。但我们又确实知道，即使没有相互串通，我们谁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二人所了解的一切；我们只让外界知道一些事实。

突然，当我写下“强硬方式”几个字时，我可以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本-古里安抓着廉价水果饮料的杯子，先给他自己倒饮料的情形。杯子也是廉价的，是厚玻璃做的，他坚硬的手指又短又粗，紧紧握住如同手雷的杯子。我惊愕不已，倘若我脚跟错位，说了一些让他上火的话，本-古里安可能会把杯子里的饮料泼到我脸上，或者把杯子扔到墙上，或者会攥紧拳头，把杯子捏碎。他就是那样令人敬畏地抓住杯子，直至突然笑逐颜开，向我显示他知道我在尝试着写诗，看见我的窘态露出愉快的微笑，有那么一刻，他的样子几乎就像一个性情愉快爱开玩笑的人，刚刚略施小计，现正在询问：下一个节目呢？

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阅读关于他的一些东西，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

以赛亚·伯林的冷峻观察是正确的：本-古里安尽管研读柏拉图和斯宾诺莎，但他不是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相距甚远。我所看到的本-古里安，是一个喜好空想的农民。他身上具有几分原始的东西，有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他简单的头脑几乎停留在《圣经》时代，他的意志力像一束激光。身为波兰东部普翁斯克一个犹太小村里的青年，他显而易见拥有两个简单的想法：犹太人必须在以色列重建自己的故乡；他是当之无愧领导他们的人。纵观其一生，他从没有改变年轻时代的两大决定，一切都服从于这两个决定。

他是个坦率正直、冷酷无情的人，像多数幻想家一样，未尝不考虑代价问题。也许，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考虑，并做出决定：随它去吧。

之后，从火山口里向我迸发出火焰、硫磺和一道道熔岩：“我一生一世都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我从年轻时候起就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镇静！冷静！那是整个斯宾诺莎思想的精髓！是他思想的核心！安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成功还是失败，一个人的头脑永远也不应该失去平和！永远也不！”

但大夫反倒觉得这恰恰是个人志向无法动摇的明证，只有爱情的力量可以与之媲美。尤其是艺术志向，最为神秘，让人甘愿奉献一生、不求回报。

“个人志向与生俱来，背道而行，有碍健康，”他说，伴着共济会终身会员的爽朗笑容，“顺势而行，妙药灵丹。”

大夫居然言我所不能言，我惊呆了。妈妈恐怕也这么想，她默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随后欣然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