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郝铁梅一直忙前忙后。郝回归在角落里看到了很多亲戚，看到了很多家人的同事。郝铁梅很自然地问好、鞠躬、拥抱，感谢每一位来医院的人。郝回归远远看着，觉得心疼。以前他还责怪妈妈没有告诉自己外公病危，却未曾想过自己失去的是外公，而妈妈失去的却是自己的爸爸。四五个小时过去了，该来的都来了，该走的也走了。郝铁梅走到病房外的长椅边，慢慢弯下身子低着头，靠了上去。全身像是卸下了一个重担，也像被抽走了一根筋骨。

低着头的郝铁梅看见一双脚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强撑着准备继续谢谢来的人时，一抬头，突然发现眼前站着的是刘建国。他站在郝铁梅的面前，一脸焦急，一看就是刚刚赶到。

起身，郝回归用袖子抹了抹眼泪，走出病房，远远地坐在走廊另一头的椅子上。郝铁梅和护士跑回来。医护人员推着仪器冲进病房。郝回归仿佛还能听见外公心脏急促跳动的声音。心电图的频率慢慢变慢，变慢，变慢，终于成了一声长长的“嘀”，那“嘀”声好长好长，好久好久。

郝回归坐在病房外远远的长椅上。

郝铁梅坐在外公病床旁的凳子上。

郝铁梅根本就没有想到父亲会这么快离开，一点儿征兆都没有。她把父亲的手缓缓放在床边，帮他整理着头发和衣服，然后深深地呼吸，站了起来，告诉医生和护士可以开始处理后事了。

“大志啊，不要哭，你一定要好好的，外公是弥勒佛，不管在哪里，都会看着你的啊。”外公很使劲儿地说完这句话，感觉松了一口气。突然，心电图开始变快，病房急救铃响了起来。郝回归握着外公的手，舍不得放开。他知道，一旦放开，就永远见不到外公了，可他又不得不放开。郝回归噙着泪花，后退两步，在病床前跪了下来，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一个为17岁没有送别外公的郝回归。

一个为今天没有到场的刘大志。

一个为自己。

此时，弥勒佛的耳垂已瘪了、小了、干枯了，一如外公的脸。

外公好像醒了，微微睁开眼睛，看见病床前有个人，很费劲儿地张开嘴，小声问道：“你是谁？”郝回归紧紧握住外公的手，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他身子前倾，贴在外公的耳边，轻轻地说：“外公，我是大志，我是大志。”

外公拼命地抬了抬眼睛，脸上浮现一丝笑意：“大志啊，大志你来了啊，外公好想你，长这么大了啊。”

郝回归紧紧握住外公的手，把头埋在外公的被子上，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拼命吸了几口被子上的味道。

里面握着外公的手。外公的鼻子插着氧气管，手上打着吊瓶。外公似乎在跟郝铁梅费力地说着什么。郝铁梅凑过去，耳朵贴在外公嘴边，不停地点头。

郝铁梅起身，朝门边走来，想必是要找护士。郝回归立刻转身躲到相反的拐角处。郝铁梅出来，在医护办公室门口跟护士沟通了一会儿，然后跟着护士下了楼。郝回归溜进病房。房间里消毒水的味道十分浓，但郝回归闻得到外公的味道，这味道无论过多久他都记得很清楚。外公已经瘦得不行，躺在那儿特别可怜。郝回归站在床边，看着外公，好像一下回到童年。他不禁伸出手去摸外公的脸，然后又摸摸外公的耳垂。小时候郝回归最喜欢摸的就是外公的耳垂，又厚又大。外公老说自己是弥勒佛，大耳垂能保佑郝回归平平安安。

这时，外公的病情已经恶化。郝回归当然希望刘大志能见外公最后一面，但他不知道怎么开口，他总不能跟郝铁梅说外公已经快不行了吧。郝回归立刻做了个决定，他让Miss Yang照顾刘大志去吃晚饭，自己立刻去客运站坐车去外公家。

外公家离湘南三百公里。坐着大巴，郝回归很仔细地看着眼前熟悉的风景，一条隧道、连绵不绝的高山、时隐时现的河流，他永远都忘不掉这些。他一直埋怨妈妈为什么没有让自己见外公最后一面，听说外公走之前，一直在念叨自己的名字。从此，每次去给外公上坟，郝回归总要陪外公说很多话，怕外公走了就不记得他了。

想着想着，郝回归已然满脸是泪。透过重症监护病房门上的小玻璃，郝回归看见郝铁梅正坐在里面握着外公[...]

青春里有很多秘密，

但父母的秘密才是真正

困扰我们的啊！

“谢谢你，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你，

让我感受到一个真实的自己。”

“郝老师，有电话找。”Miss Yang在走廊上小声叫着郝回归。

上课期间，谁会打电话给我？拿起话筒，是郝铁梅的声音，有些急促：“郝老师，大志外公的身体一直有点儿不好，刚医院来电话让我赶紧过去。今晚我可能不会回家，麻烦你照顾一下大志。”

接到电话，郝回归立刻想起来，17岁那年外公病危，妈妈没有告诉自己，最后连外公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小时候，外公一直带着他玩，带他认字、爬山，给他零花钱，后来外婆离开了，家里人本想把外公接到湘南，但外公更喜欢待在乡下，待在外婆生前常在的地方。[...]

儿童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在2岁的时候就会产生心理抗拒的倾向。2岁是一个让每个父母都感到头痛的年纪，人们都知道这个“可怕的2岁”。大多数父母都承认，他们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时都特别反叛。他们就想抗拒外部压力，特别是来自父母的压力。要他这么做，他偏要那样做；给他一个玩具，他却想要另一件；把他抱起来，他却扭来扭去要你把他放下；等你把他放下去时，他却紧紧地抓住你，要你把他抱起来。

有好几种权威的象征都可以在缺乏真正权威的情况下有效地获得我们的顺从。因此，这些象征经常都会被那些不具备权威实质的、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所利用。比如说，骗子通常都爱使用头衔、衣着和象征身份地位的外部标志。对他们来说，穿着一身精致的服装，从一辆漂亮的汽车里钻出来，自称是某某医生、教授、法官或特使，才是他们的最爱。他们非常清楚，这样把自己包装起来可以极大地增加得手的机会。有三种最典型的权威象征——头衔、衣着和外部标志，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种都值得单独来谈一谈。

我们喜欢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不管他们是在观点上、个性上、背景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与我们相似，都会使我们对他们产生好感。因此，对于那些为获得我们的顺从而想博得我们好感的人来说，只要在任何一个方面表现出与我们相似就能达到目的。

心理学家们很早就认识到了一致性原理对人们行为的巨大影响力。很多著名心理学家，如利昂等，都将这种保持一致的愿望看做是主宰我们行为的一个主要的原动力。但是，这种要保持一致的倾向时不时真的强大到令我们原本不想做的事情来呢？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要保持一致的驱动力会持续转化成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社会影响力的武器。在它的影响下，我们经常会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来。

巴士底狱监狱长的遇害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事例。在这位监狱长的堡垒被攻破后，一群极度兴奋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对他拳脚相加。有人建议吊死他，砍下他的头，把他挂在马尾巴上。在反抗过程中，他偶尔踢到了一个在场的人，于是有人建议，让那个挨踢的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他的建议立刻博得了群众的赞同。“这个人，一个干完活的厨子，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他只是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然而由于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于是他也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自以为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放勋章。他用一把借来的刀切那裸露出来的脖子，因为武器有些钝了，他没能切动。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厨子的手艺[...]

每当我们面对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我们去做某件事情时，很自然地，我们会希望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持这种推动力。在服从权威这件事情上，即便只是粗略地考虑一下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也会为我们提供很多合理的解释。一个多层次的为大家所接受的权威体系提供给一个社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有这样一套体系，一个复杂的包括资源的产生、贸易、防御、发展和社会控制等各种功能的社会结构才有可能形成。而另一个极端则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状态从来就被认为是不利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哲学家霍布斯就曾说过这是一种会让生命变得“孤独、贫穷、污秽、残忍和短暂”的状态。因此，我们从一出生就被告知，服从权威是应该的，而违抗权威则是错误的[...]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从互惠原理中获得了重要的竞争优势，因此他们会训练其社会成员使他们笃信并且顺从这个原理。我们每个人都被告知要遵守这一原理。而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遵循这个原理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否则就会遭到人们的嘲弄。那些不遵守互惠原理的人，会被贴上招摇撞骗、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之类的标签，因为人们对那些只知索取不知回报的人普遍会产生一种厌恶感。通常我们会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自己被认为是一丘之貉。然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举动，让那些想利用该原理来获利的人有了可乘之机。

秘密社会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里的一朵奇葩。蔡少卿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秘密社会和黑社会研究专家。蔡先生的研究以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为代表，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我从1985年上硕士研究生正式师从蔡先生，迄至1992年离开南京大学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约有7年时间在蔡先生门下做研究生和助教。在蔡先生众多的研究生之中，我是最早毕业的一个，虽然每每受到先生的关心，但因为心有旁骛，在秘密社会史研究上迟迟没有入门，开始真正从事这一研究是到日本之后的事。至今，我虽然穷十年之功浸渍于此领域，但要全面评介蔡先生的秘密社会研究，则是力小而任重，难堪其责，这里仅就个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