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艺术是感情的表达，而感情是人类共通和能够理解的。所以，艺术只有艺术家才能鉴赏的说法，就如同精妙的手艺只有能工巧匠才能完全理解一样荒诞不经

从我认识他之日起，他就在每个安息日重复自己。”

爸爸会说：

“你有时有点太挑剔了。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们有时都在重复自己。你也是。”

要是我们民族渴望统治自己的国土，那么我们的子孙需要钢铸铁炼！

不要再窃取我的时间了，大家都来占用我的时间，没有意识到每时每刻都是我个人的财富，它就这样消失了。

即便他谈及他的忧伤、他深深的孤独、他的敌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规者的悲剧命运、他整个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两片圆眼镜片后潜藏着压抑的快乐。

要是你写一本书，你可足以幸运地让人们读上一阵子，直到其他更好的书问世，取而代之，但是创造一个新词，则几乎不朽。

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新词并将其注入语言的血流中，这在我看来只是比创造光明与黑暗的人稍逊一筹。

那黑雨似乎还不甘心，还不解恨，它下得更猛烈了，时时夹着呼呼的声音，变得格外的凶恶可怖。它像是要摧毁这座修复不久的衙门，动摇这根已成奄奄一息的国脉。万物在悲号，人心在颤栗，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哀哀欲绝的抽泣声，合着这罕见的黑雨惊雷，是如此的凄怆，如此的惊悸，如同天要裂溃，地要崩塌，如同山在发抖，水在呜咽。它使人们猛然预感到，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将要和眼前这个铁心保护它的人一道，坠入万劫不复的阴曹地府！

一个人究竟能给予别人什么呢？他可以把他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给予别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一定要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是他应该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他应该同别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简而言之一切在他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通过他的给，他丰富了他人，同时在他提高自己生命感的同时，他也提高了对方的生命感。

躺在卧房地毯上和鹿鹿通电话，谈到一些吊诡的现象：为什么在不开放的大陆，年轻人反而比台湾的年轻人有国际视野？为什么在多元的台湾，报纸和杂志的品质反而比大陆差？苏花公路建或不建，核心的观念误区究竟在哪里？“有些问题不能不面——”

一句话讲到一半，我眼睁睁看见一条长虫，离我的光脚十五公分，正摇摇摆摆过路，就在我的地毯上。它大概有我整个脚板那么长，深褐色，圆滚滚的，几百对脚一起努力，像一排军队白日行军，像一列火车庄严进站。

我看呆了，缩起脚，心怦怦跳，全身发麻，一直麻到舌尖，语无伦次地挂掉电话，脑子里一阵闪电，天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不惧蜘蛛蝗虫，甚至很多人要尖叫的蟑螂和老鼠，我都可以拿出写[...]

张居正是政治家，李贽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又同样为时代所扼止。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雄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基于一种坚实的传统，以前的方言很快被接受了，那种神秘的语言正在通过不同的发音方式、不同的句法和情感，悄悄地发生着改变。楼房灰色的石头上有一些临时的牌子，以前的那些合法不合法的交易和新买卖混合在一起，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暴力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加拉尔夫人每天早晨给她代养的幼儿喝的那种白色饮料，人家都统称为牛奶，然而按照格雷诺耶的感觉，每天的气味各不相同，而是按照其温度，是哪头母牛的奶，这头母牛吃了什么饲料，人家留了多少乳脂在牛奶里等等情况而异的……是由上百种个别气味组成的、五光十色的、每分钟甚至每秒钟都在变化并形成新的混合的气味单位，例如"火的烟"，它同样只有那个名称"烟"……土地、地方、空气，每一步、每一口气都增添了别的气味并因此具有另一种特征，然而它们仍只是用那三个简单的字来表达--世界上气味的丰富和语言的贫乏之间所有这些荒诞的不协调，使格雷诺耶对语言的含义产生了怀疑；而他只是在迫不得已与别人交往时，才勉强使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