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妨碍人生重大事务。

而“义理”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

“因为我在古米亲眼看见西比尔吊在笼子里。孩子们问她：你要什么，西比尔？

她回答道：我要死。”

献给艾兹拉·庞德

更卓越的巧匠

“唐愛麗，請你——不要——這樣——”

我含糊的對她說，我的喉嚨發幹，快講不出話來了，我害怕得心裏直發虛。唐愛麗沒有出聲，直闆闆的站着，我聽得到她呼吸的聲音。突然間，我跨過椅子，跑出了教室。我愈跑愈快，外面在下冷雨，我的頭燒得直發暈。回到家的時候，全身透濕，媽媽問我到哪兒去來。我說從學校回來等車時，給打潮了。我溜到房裏，把頭埋到枕頭底下直喘氣。我發覺我的心在發抖。

唐愛麗親了我一會兒，推開我立起來。我看見她一臉绯紅，頭發翹起，兩隻眼睛閃閃發光，怕人得很。她一聲不響，走過去，将教室的燈關上，把門闩起，又向我走了過來，教室裏暗得很，唐愛麗的身軀顯得好大，我覺得她一點都不像高中生。我站了起來，她走過來摟住我的頸子，把我的手拿住圍着她的腰。

“楊雲峰，你怎麽忸怩得像個女孩。”

她在我耳邊喃喃的地。她的聲音都發啞了，嘴巴裏的熱氣噴到我臉上來。突然間，她推開我，把裙子卸了丢在地上，赤着兩條腿子，站在我面前。

唐愛麗的手在我頸背上一直掬弄，搞得我很不舒服，我的臉燒得滾燙，我想溜走。唐愛麗忽兒摸摸我頭發，忽兒擰擰我耳朵。我簡直不敢看她。忽然間她扳起我的臉在我嘴上用力親了一下，我從來沒有和女孩子親過嘴，我不懂那套玩意兒。我的牙齒閉得緊緊的，我覺得唐愛麗的舌頭一直在頂我的牙門。我真有點害怕，我的頭暈死了。唐愛麗親了我的嘴又親我的額頭，親着親着，她将我整個耳朵一口咬住，像吮什麽似的用力吮起來，她吐出舌頭亂舔我的臉腮，我覺得粘嗒嗒的，很難受。我好像失去了知覺一般，傻愣愣的坐着，任她擺布。

我曉得我不讨人喜歡，脾氣太過孤怪。沒有什麽人肯跟我好，隻要有人肯對我有一點好處，我就恨不得想把心掏出來給他才好，自從魏伯飏那天送我回家以後，我不知道怎樣對他感激才好。我這個人呆呆的，一點也不懂得表示自己的感情。我隻有想法幫幫他的小忙，表示報答他。他是班長，我常常幫他抄功課進度表，幫他發周記大小楷，有時幫他擦黑闆，做值日，我喜歡跟他在一起，在他面前，我不必扯謊，我知道他沒有看不起我，我真希望他是我哥哥，晚上我們可以躺在床上多聊一會兒。

“還不是我命苦？好兒子大了，統統飛走了，小弟還小，隻剩下你這麽個不中用的，你要能争點氣也省了我多少牽挂啊！你爸爸老在我面前埋怨，說你丢盡了楊家的臉，我氣起來就說‘生已經生下來了，有什麽辦法呢，隻當沒生過他就是了。’”

說完就哭，我隻得又去找手帕給她。去年暑假我偷了爸爸放在行李房的一架照相機，拿去當了三百塊，一個人去看了兩場電影，在國際飯店吃了一大頓廣東菜，還喝了酒，昏陶陶跑回家。當票給爸爸查到了，打了我兩個巴掌。那次以後，爸爸一罵我就說丢盡了楊家的臉，我不曉得爲什麽幹下那麽傻的事情，我猜我一定悶得發了昏。

一到禮拜天，我就覺得無聊。無聊得什麽傻事都做得出來。我買了各式各樣的信封上面寫了“楊雲峰先生大展”、“楊雲峰同學密啓”、“楊雲峰弟弟收”。我貼了郵票寄出去，然後跑到信箱邊去等郵差，接到這些空信封，就如同得到情書一般，心都跳了起來，趕忙跑到房裏，關起房門，一封封拆開來。媽媽問我哪兒來的這麽多信，我有意慌慌張張塞到褲袋裏，含糊的答說是朋友寫來的。

那些警察走了。

这时冉阿让像是个要昏倒的人。

主教走到他身边，低声向他说：

“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绝对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他呆着不能开口。主教说那些话是一字一字叮嘱的，他又郑重地说：

“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待至元辅返京，万历在欣慰之余，更增加了对张先生的倚重。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经由大运河到达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并赠给她以各项珍贵的礼品。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烜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32个轿伕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

皇帝的行动如此坚决而且迅速，无疑大出于反张派的意料之外。皇帝紧接着又降下敕书，内称，参奏张居正的人假借忠孝之名掩盖一个大逆不道的目的，即欺负朕躬年幼，妄图赶走辅粥，使朕躬孤立无援而得遂其私。此次给予杖责，不过是小示做戒，如果有人胆敢继续顽抗，当然要给予更严厉的处罚。这样严肃的语气，等于为再敢以行动倒张的官员预定了叛逆罪，使人已无抗辩的余地。这一恐吓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除了一名办事进士名叫邹元标的又继续上疏弹劾以外，没有别人再提起张居正的不忠不孝。事情就此结束。最低限度在今后5年之内不再有人参劾元辅，非议夺情。至于那个邹元标，由于奏章呈送在敕书传遍百官之前，因此加恩只予廷杖并充军贵州。此人在以后[...]

圣旨一下，锦衣卫把4个犯官逮到午门之外。两个翰林各受廷杖60下，并予以“削籍”，即褫夺了文官的身分而降为庶民。另外两个官员因为言辞更加孟浪，多打20下。打完以后再充军边省，终身不赦。掌刑人员十分了然于犯官的罪恶，打来也特别用力。十几下以后，犯官的臀部即皮开肉绽，继之而血肉狼藉。受责者有一人昏死，嗣后的复苏，也被公认为是一个奇迹；另一人受刑痊愈之后，臀部变成了一边大一边小。刑罢以后，锦衣卫把半死半活的犯官裹以厚布，拽出宫门之外，听凭家属领回治疗。有一些官员向犯官致以慰问，被东厂的侦缉人员一一记下姓名，其中的某些人且在以后被传讯是否同谋。

而且，本朝历史上集体上书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职位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后接踵而来的奏章，辞句也会越来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当然会处分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级官员会感到这是公意之所在，就要请求皇帝的宥免，同时又不得不对问题发表公正的意见。这样就迫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场争端，即使抗议失败，鼓动舆论，发扬士气，揭发纠举的目的已经达到。哪怕有少数人由此牺牲，也可以因为坚持了正义而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