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们自称为别人着想，可能只是为了逃避责任，满足一己的愿望。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出自个人意愿，核心动机却是满足自我需求，不管为别人做什么事，也许都是为赢得私利

受虐待狂者把忍受虐待视为真正的爱，只是他们寻求报复快感的前提，忍受虐待的动机，是来自恨而不是爱。

爱，绝不是无原则地接受，也包括必要的冲突、果断的拒绝、严厉的批评

爱得过分，还莫如不爱；该拒绝时却一味给予，不是仁慈，而是伤害。越俎代庖地去照顾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人，只会使对方产生更大的依赖性，这就是对爱的滥用

爱，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行为，不仅需要用心，更需要用脑

不合理的给予以及破坏性的滋养，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给予者以“爱”做幌子，只是想满足自己的需要，却从不把对方心智的成熟当一回事

父母应该成为值得尊敬的领导者、指挥官，告诉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依据理性的判断，而不能仅凭直觉，必须经过认真思考和周密计划，甚至是做出令人痛苦的决定。

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给予，还包括适当的拒绝、及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有效的敦促。

不关心心智的成熟，爱就不能带来任何滋养以及任何形式的“精神贯注”，所以，它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站稳了脚跟，它便会长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它都会进人最清醒的头脑。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认为，那些像莫洛克神一样野蛮的宗教神话是不容争辩的吗？有个上帝因为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动物不听话，便进行自我报复，让其儿子承受可怕的酷刑，在十多个世纪里，居然一直没人认识到这种神话荒谬至极。有过人天赋者，如枷利略、如牛顿、如莱布尼茨，一刻也没有想到过这种说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实更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理智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享有名望的人、观念或物品，会在传染的作用下，立刻受到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些感情或表达思想的模式。进一步说，这种模仿通常是不自觉的，这解释了它的彻底性这一事实。临摹某些原始人的单调色彩和僵硬姿态的现代画家，很少能够比他们灵感的来源更有生命力。他们相信自己的真诚，但若是没有哪个杰出的大师复活了这种艺术形式，人们便会一直只看到他们幼稚低级的一面。那些模仿另一位著名大师的艺术家，在他们的画布上涂满了紫罗兰色的暗影，但是他们在自然界并没有看到比50年前更多的紫罗兰。他们是受了另一位画家的个性和特殊印象的影响，即受到了他的“暗示”，而这位画家尽管古怪，却成功地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在文明的[...]

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从长远看，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一切入十分相似，甚至那些好像坚决不受这种双重影响的个＿，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散发着一种相似的气息，使他们所属的时代立刻就能被辨认出来。如想全面了解一个人读什么书，他有什么消遣的习惯，他生活于其中环境，并没有必要同他做长时间的交谈。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传染是一些著作在某个时期受到蔑视——可以拿《唐豪塞评为例——的原因，就在几年后，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又会对它们大加赞赏。

无论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或一种观念，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伟大领袖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是由一些籍籍无名的信徒造成的，他们除了自己赞成的信仰之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传遍全球的伟大宗教，或是从这个半球扩张到另一半球的帝国，它们之得以建立，靠的并不是学者或哲学家的帮助，更不是怀疑论者的帮助。

讲究逻辑的头脑，惯于相信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因此在向群众讲话时，难免会借助于这种说服的方式，他们面对自己的论证不起作用，总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位逻辑学家写道：“通常，建立在三段论上——即建立在一组公式上——的数学结论是不可更改的……由于这种不可更改的性质，即使是无机物，如果它能够演算这一组公式的话，也会不得不表示同意。”这话说得当然不错，然而群体并不比无机物更能遵守这种组合，它甚至没有理解的能力。只要尝试一下用推理来说服原始的头脑——例如野蛮人或儿童的头脑——即可知道这种论说方式是多么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