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有显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我称之为“对社会的义理”，按字面解释就是“报答义理”，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我称之为“对名誉的义理”，大体上类似于德国人的“名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对社会的义理”可以大体描述为履行契约性的关系，它与“义务”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履行生而具有的亲属责任。因此，“义理”的范围包括在法律上的姻亲，而“义务”的范围则只包括直系亲属。岳父、公公称作“义理”上的父亲，岳母、婆婆称作“义理”上的母亲。姻兄弟、姻姐妹也称作“义理”上的兄弟、姐妹。这一套称谓既适用于对配偶的亲属，也适用于对亲属的配偶。

在民政管理中，“忠”强制一切，从丧葬到纳税。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的恩——“皇恩”的回报。

“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向上直接对天皇，其间没有中介，他们自己用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又是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者之手，层层传到他们耳朵的。“这是天皇御旨”，这一句话就可以唤起“忠”，其强制力要超过任何现代国家的号召。

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皇统就是“万世不坠”的。中国有史以来经历了三十六个朝代的更替，日本则没有。它虽然经历了各种变迁，但社会组织并未瓦解，其模式一直未变。明治维新以前一百年间，反德川势力利用的正是“万世一系”这个论据，而不是天皇神裔理论。他们说，既然“忠”应当献给等级制的最高者，那么就只能献给天皇。他们把天皇抬到了国民最高主祭者的地位，这种角色并不必然意味着神性。这比神裔说更加重要。

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之与人间喧骚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这种安排实在是太巧妙了。只有这样，天皇才能起到统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父亲在家庭中虽然可以要求子女尽一切义务，却“可能是个不值得尊重的人”。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政治家在考察西方各国之后写道：那些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回国后，他们在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都不负责任。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负责的国家元首[...]

日本人把恩分为各具不同规则的不同范畴：一种是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并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亦即他们所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这种义务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恩——“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人人生而具有的。

在《岁除》这篇小说里，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静的客观叙述法。采取全能观点，以第三人称写成。整篇小说，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对话上：故事背景由对话供应，情节发展藉对话推进，而最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性格，经由对话的内容与口气活生生表现出来。在《岁除》里，白先勇确实以实实在在，自然无比，却又多彩多姿的对话，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可闻可见，十分令人怜悯令人难忘的角色——赖鸣升。

一会儿想起父亲得道，必来超度自己；那白眉师祖又曾说自己不久要遇仙缘，异日学成剑仙，便可飞行绝迹，咫尺千里。立时雄心顿起，止泪为欢，高兴到了万分。一会儿想起古洞高峰，人迹不到，独居空山，何等凄凉；慈父远别，更不知何年何月才得见面。伤心到了极处，便又痛哭一场。又想周淳同多臂熊毛太见面后，吉凶胜负，音讯全无。万一被仇人害死，黄山远隔数千里，自己年幼路不熟，何能飞渡？一着急，便急出一身冷汗。似这样吊影伤怀，一会儿喜，一会儿悲，一会儿惊惶，一会儿焦急。直到天黑，才进洞去，觉得头脑昏昏，腹中也有些饥饿。

使用你的眼睛，开动上帝赋予你的脑子，可永远不能掉以轻心啊。犯罪行为只有模式，并无逻辑。你的任务就是抓住纷纭现象，理清一头乱发。”

——引自费洛伦茨·巴赫曼教授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应用犯罪学”讲座上的闭幕词

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划开

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

时时有大的声音送到众人的耳边，给他们带来一种恐怖的感觉，这是对于不可思议的黑暗和庄严的松涛的恐怖。

所谓的恋母情结，在中国出现了变型，爸爸甚至不与儿子竞争，而是迫不及待地将儿子推给妻子，这样他就自由了。于是，他也参与造就了另一个自己。

过去主要因重男轻女，现在则主要因男人想逃离妈妈的潜意识的动力，导致做父亲的男人不仅逃离妻子，也逃离女儿，与女儿的关系也很疏远。这导致女儿即便在母爱一环上有所改善，但在父爱一环上仍相当欠缺，于是女性对得到异性的爱要更为绝望一些。

总结一下，即男孩得到母爱表面过多但质量堪忧，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被吞没创伤，这导致男孩不能表达情欲，并且会比较被动；女孩则得到母爱和父爱都比较少，容易有严重的被抛弃创伤，而她们虽也有被吞没创伤，但比较少，所以相对男孩要主动很多。

妻子感觉到更加孤独无助，但她越抓，男人跑得越远。等有了孩子后，妻子终于发现，孩子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弥补她内心的空洞，于是，她开始抓孩子。并且，最好是个儿子，那么，儿子不仅弥补了情感空洞，还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情欲的空洞。结果，她把儿子抓得更紧。

儿子被妈妈抓得很紧，那女儿呢？若妈妈内心比较健康，则可能给予同样待遇，也会被妈妈抓住，但若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则女儿容易成为妈妈的“被讨厌的内在小女孩”的投射对象，被妈妈厌恶乃至虐待，于是，造就了一个同样没有安全感甚至内心空洞更大的女性。

丈夫逃离妻子时，会愧疚与不安，也担心后院起火，当发现儿女可以填补妻子内心的空洞时，他也会将儿女推向妻子身边。所谓的恋[...]

结婚时，选择的标准，不是情欲与激情，更非爱与恋，而常常是安全感，不仅长辈为儿女选择时如此，年轻人自己选择时也常是如此。结果是，婚姻相对稳定，但缺乏情感。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定海神针，而这一个基石，普遍没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