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应该除掉那些最初反对他的人，用自己选定的人来代替这些人，而新选出的人应该忠于新生的民国，并忠于民国首脑蒋介石。

北伐开始之前的中国与1928年底的中国之主要不同在于，那些原来与国民党为敌的军阀后来都声称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军阀在自己的地盘内仍保留着原有的权力。

毛主席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主席是这样说的：“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龙凤六年（公元1360年）闰五月初十，求战心切的陈友谅冒险率领舟师东下，直趋应天，进入了朱元璋布下的埋伏圈。时值退潮，战船搁浅，朱元璋部内外夹击，把陈友谅军打得晕头转向，士卒被杀和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陈友谅换乘小舟逃走，朱元璋部乘胜追击，占领了陈友谅的大片领土，缴获百余艘巨舰和几百条战船。这一战是朱元璋与陈友谅部战争中关键的一战，朱元璋利用地形优势，避开汉军水战之长，发挥自己陆战的优势，终于以少胜多。

1360年，以南京为中心的朱元璋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与两侧的两大政权陈友谅、张士诚接壤，三分江南大势。雄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跨有长江汉水之间广大土地，疆域广阔，军力强大，东南无二。矜其强大，日寻于长矛大镞之间”。下游的张士诚，“南包杭州、绍兴，北跨通、泰二地”，拥有相当实力。朱元璋中居南京一带，处于东西两大强敌之间，你死我活之势已显。这时，陈友谅恃强，已作好了进攻朱元璋的准备。对此严重局势，朱元璋进行了审慎的调查研究。先打张士诚，还是先打陈友谅，朱元璋的决策集团分歧很大。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先打张士诚：“张士诚，富而弱，宜先”，张士诚军战斗力较差，以先弱后强原则，先打张士诚顺理成章。只有刘基一[...]

南渡后，朱元璋采取低调发展，闷声发大财的策略，趁乱发展。朱元璋夺取集庆后，恰好刘福通率领大宋农民军开始大举进行北伐，把元军打得晕头转向。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攻占了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别人都急不可待地称王，只有他谨守朱升向他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力求把自己的声势降到最低，不引起元政府的注意，静悄悄扩充实力。有了一席之地后，环顾天下，朱元璋发现自己所处位置十分取巧：他东面是张士诚部，占领着江苏大部直到沿海；西面是徐寿辉、陈友谅，占有江西安徽两湖；北面是小明王政权。也就是说，他们恰好在北东西三面为朱元璋构成三面屏障，把元军的[...]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实际上拥有该军。那时他在淮西已经经营了两三年，小有基础，然而却能毅然抛弃这一切，挥兵渡江，重新开始。这一决策真是“无比正确”。原来，斯时大元天下早已分崩。河南及淮北，全被红巾军据有，他们与北方的元军展开激战，使元军主力被堵截在中原一带，不能南下。当时江南不仅盛产粮食，而驻守的元军兵力较薄，且被诸雄分割孤立，有利于各个击破。正是这一决策，显示了朱元璋不凡的眼光，也决定了朱元璋今后的命运。

自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过名满天下的三峡，便进入了中国西南的一大省份——四川，再沿江上行，过重庆，直到水源，便可看见一尊大石佛，其高三百六十英尺，是由江边一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居的山岭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与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后，直向乐山的大石佛奔腾而来，洪流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便一直流入中国海。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亦即人所周知的三[...]

朱元璋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大局观良好，善于把握时机，有决断能力。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个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又各具体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

徽州老儒朱升学名很大，攻打皖南时，朱元璋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向他请教夺天下大计。结果朱升说出了一句名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要建立根据地，最重要的是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对于农民起义军来说，军需往往是最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和元末大部分农民军一样，朱元璋军以前解决粮草供应问题的方式有两种：“稍粮”和“检刮”。所谓“稍粮”，又称“寨粮”，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比较文明的抢劫。以前朱元璋军出征之时，都不带粮食，而是随行随抢。具体抢法是在远近乡村山寨“书押大榜（张贴告示），招安乡村百姓，岁纳粮草供给”。也就是说，命令各村村长里甲交纳粮食草料。如果拒绝呢？那当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玉石俱焚杀无赦了。但是，这种抢劫和我们下面提到的“检刮”比起来，对元末百姓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恩惠。许多军队实行的是“检刮”，“检刮”二字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端[...]

在激动的当儿（因而是在真实的自我讲话的自然时刻），雅罗米尔抛弃了他自己的语气，充当了别人的宣传工具。而且，他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欣悦感这样做的；他觉得他已成了一个千头群众的部分，一条多头龙的喉舌，看上去非常壮观。现在他感到很有力量，可以俯视那些仅仅昨天还使他脸红和结巴的人。这句话（把资产阶级寄生虫扫进垃圾箱）的不加修饰，简单明了使他愉快。因为它把置于那些直率朴素的人的队伍中，这些人漠视细微差别，他们的智慧在于他们理解那些简单得可笑的生活本质。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在乱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在后来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走投无路，举火自杀。因为他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内百姓对他感激得无以复加，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张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人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地灯来纪念他。所以，朱元璋军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为朱元璋建设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知道是怎么败的……”年长的女人说，“我先是听人说，说他快有一年没去城里医院卖血了，我心里就打起了锣鼓，想着他的身体是不是不行了，就托人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看他能吃多少，他要是吃两大碗，我就会放心些，他要是吃了三碗，桂花就是他的人了……他吃完了一碗，我要去给他添饭，他说吃饱了，吃不下去了……一个粗粗壮壮的男人，吃不下饭，身体肯定是败掉了……”

他不再把它看作是性爱的可怜的代替物，而看作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必要步骤；它不是贫困的供认，而是富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