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深夜想起来这首歌,就像有人从水里托起一只红珊瑚,呈现在面前,色泽鲜红,水滴未干,如同我的心迹。一定遇过这样的事吧,心里有酸涩的爱意,你爱着那个人,他却不爱你,或者,碍于种种原因,他不能爱你,你也不能够表白爱意。
叹一声,心悦君兮呵,君不知。君不知……
《越人歌》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0年前后,当时楚越虽是邻国,但方言不通,交往需要借助翻译的帮助。据说,鄂君在听懂了这首歌、明白了越女的心之后,就微笑着把她带回去了。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缠绵悱恻,艺术水平很高,和楚国的其它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
朋友Y是武汉人,自他处知道,春秋时,鄂为邑。楚王子有名为子皙的,[...]
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的英雄,他想起来,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他们也许写不上来"国家"两个字,可是他们都视死如归的为国家牺牲了性命!同时,他也想到,有知识的人,象他自己,反倒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知识好象是情感的障碍。
天安门的,太庙的,与社稷坛的红墙,红墙前的玉石栏杆,红墙后的黑绿的老松,都是那么雄美庄严,仿佛来到此处的晴美的阳光都没法不收敛起一些光芒,好使整个的画面显出肃静。这里不允许吵闹与轻佻。高大的天安门面对着高大的正阳门,两个城楼离得那么近,同时又象离得极远。在两门之间的行人只能觉得自己象个蚂蚁那么小。可怜的瑞丰和他的队伍,立在西门之间的石路上,好象什么也不是了似的。瑞丰看不到热闹,而只感到由城楼,红墙,和玉石出来一股子什么沉重的空气,压在他的小细脖颈;他只好低下头去。为开会,在玉石的桥前已搭好一座简单的讲台。席棚木板的讲台,虽然插满了大小的旗子,可是显着非常的寒伦,假若那城楼,石桥,是不朽的东西,[...]
钱先生正脸朝外躺着呢。那个脸,没有一点血色,可是并不很白,因为在狱中积下的泥垢好象永远也不能再洗掉。没有肉,没有活软气儿,没有睡觉时的安恬的样子,腮深深的陷入,唇张着一点,嘴是个小黑洞,眼闭着,可是没有闭严,眼皮下时时露出一点轻轻动的白膜,黑紫黑紫的炙痕在太阳穴与脑门上印着,那个脸已经不象个脸,而象个被一层干皮包着的头颅骨。他的呼吸很不平匀。堵住了气,他的嘴就张得更大一些,眼皮似要睁开那么连连的眨巴。
这时候,里屋里钱先生忽然"啊"了一声,象一只母鸡在深夜里,冷不防的被黄狼咬住,那么尖锐,苦痛,与绝望。野求的脸,好容易稍微转过一点颜色来,听到这一声,马上又变成惨绿的。瑞宣象被针刺了似的猛的站起来。金三爷头上仅有的几根头发全忽的竖起,他忘了自己的武功与胆气,而觉得象有一把尖刀刺入他的心。
月亮上来了。星渐渐的稀少,天上空阔起来。和微风匀到一起的光,象冰凉的刀刃儿似的,把宽静的大街切成两半,一半儿黑,一半儿亮。那黑的一半,使人感到阴森,亮的一半使人感到凄凉。
一座山,一带树林,一个大的湖,在封建时代,自然是四封之内,莫非王土,耕地非耕地,同样该属于贵族。耕地开放了,散给农民,平均分配,成为井田,而非耕地则成为不公开的禁地。山林池泽,贵族另派管理员如虞人之类去看守。后来情势变了,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区呢?也渐渐被民间私下闯入,烧炭伐木,捕鱼猎兽,这是一种违法的牟利。这一些时时闯入禁区的,在当时被目为盗贼,而他们这种耕地以外的生产,则称之为奸利。政府设官防止,有权征讨。待后防不胜防,讨不胜讨,索性把禁地即山林池泽也逐渐开放了。只在出入关隘,设一征收员,遇在禁区捕鱼伐木的,只就其所获,征收其所获几分之几的实物,这就在田租之外,另成[...]
这一制度,又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那时是郡国满二十万户的得察举一孝廉,由是孝廉只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都失去了。最后又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这一制度,于是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
自从武帝以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至少每年各郡要新进两百多个孝廉入郎署,十几年就要有两千个。从前皇宫里的郎官侍卫本也只有二千左右。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而那些郡国孝廉,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如是则皇帝的侍卫集团,无形中也变质了。全变成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后来郎署充斥,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尽多,于是就把无定期选举,特殊选举都无形搁下,仕途只有孝廉察举的一条路,这是到东汉时代的事了。
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的。但地方政府有时并不注意这件事,应选人也不踊跃。汉武帝时,曾下了一次诏书,大意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于是汉武帝就下令叫大家公议,不举孝子廉吏的地方长官应如何处罚。这一来,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有定期的选举。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个两个孝子廉吏来塞责。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好较快的出[...]
吏是地方长官的掾属。汉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长官定要由中央派,太守如是,县令也如是。但郡县掾属,必得本地人充当。
那时已有了太学,好如现在的国立大学。当时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依旧例,凡做二千石官的,(汉朝这样的官很多,中央虽只有三公九卿十多个,地方上的太守就有一百多个。)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这一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这在西方,直到近代还见此制。中国则自汉武帝以后便变了。当时定制,太学毕业考试甲等的就得为郎,如是则郎官里面,便羼进了许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却不就是贵族子[...]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渐渐地在变质。如此讲制度,才能把握得各项制度之真相,否则仍只是一条条的具文,决不是能在历史上有真实影响的制度。
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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